从隐逸观念透视帝制中国知识与权力的关系.docVIP

PAGE PAGE 1 从隐逸观念透视帝制中国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摘要：隐士群体是帝制中国一个独特的群体，先秦时代的儒家、道家对隐逸现象都进行了严肃的讨论。隐士隐居不仕被看作是对道统的坚守及对“从道不从君”原则的切实践行，其突显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张力。作为隐逸观念的外在表征，王权与隐逸之间表现为王权尊隐与王权反隐的两种行为模式，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张力集中体现为知识对权力的软性制约以及权力对知识的刚性压制。 　　关键词：隐士；隐逸观念；知识；权力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3.02.017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6卷第2期朱雄：从隐逸观念透视帝制中国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在帝制中国，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社会的普遍共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读书人寒窗苦读，不断坚守的动力。但是，在帝制中国却存在着隐士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隐士不热衷于仕进，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甚至对现实政治予以批判，折射出知识与权力的某种张力。 　　一、士与隐士 　　阎步克从训诂学及历史学的角度考证认为，“士的最基本含义是成年男子，并由于一个近似社会分工的过程，它逐渐衍化出了氏族正式男性成员之称、统治部族成员之称、封建贵族阶级之称、受命居职之贵族官员之称，以及贵族官员的最低等级之称等等内涵”，并将士大夫定义为“官僚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结合”＼[1＼]30。既然士大夫是居官的知识分子，那么隐士即可定义为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 　　在帝制中国，个体的士非隐即仕。钱穆认为，“（先秦）初期之问题中心为礼，中期之问题为仕，末期问题为治”，中期“所讨论者，质言之，即士阶级自身对于贵族阶级究应抱若何之态度”＼[2＼]。因此，关于“仕”这一问题，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思想家们普遍讨论的问题。 　　仕之所以成为普遍讨论的问题，是与先秦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周代采用的是分封建制的基本政治结构，官吏都是世卿世禄，各级官员是世袭的。正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所讲：“世禄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孙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则官之。”[3]218因此，只有到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动摇，诸侯国自主性加强，士人可以选择君主时，仕与隐才成为需要士人考虑和选择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由于‘师道’的独特形态，学士文人们还面临着‘仕’与‘隐’的两难。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学士文人面临的特有问题”＼[1＼]402，并将仕与隐的冲突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政治或文化性的紧张之一。 　　二、儒道仕隐观念分析 　　先秦时代的学术活动已然奠定了帝制中国的思想基础，是学界普遍的共识。正如钱穆先生所讲，“中国民族的‘学术路径’与‘思想态度’，也大体在先秦时代‘奠定’”＼[4＼]。因此，本文将从先秦儒道的隐逸观念出发，从儒、道的经典文本出发，来分析仕隐观念的主要内容。 　　（一）儒家的隐逸观念 　　儒家怀有积极入世的现实态度，儒家思想在帝制中国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那么，为何还存在着隐士这一群体呢？对儒家仕隐观念的剖析，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文本《论语》和《孟子》都有精辟的论述，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论语》认为仕是士人的职责与义务所在。“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3＼]185。《论语》认为士人入仕是其职责与义务所在，是行其“义”。“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3＼]266孟子将士人之仕比作农夫之耕，认为是天经地义，职责所在。 　　其次，《论语》认为邦有道与否是仕与隐的前提。“笃信好学，死守善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3＼]106；“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163《论语》中所说的“邦有道”的内涵，可以从“问政”的语录中分析得出。“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136137。由此可见，《论语》所主张的“邦有道”，是实现儒家理想的仁政与礼治的一种伦理政治观。“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穴隙之类也”＼[3＼]267。孟子将不由道而仕的人比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两情相悦，因而“父母国人皆贱之”。＼[3＼]267孟子进而指出，士之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道，以区别于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3＼]211。这里的“有恒心”就是对道的坚守。 　　最后，儒家仕隐观在内在逻辑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