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舒婷诗歌的非女权意识》【毕业设计论文】.docVIP

论舒婷诗歌的非女权意识 PAGE PAGE 2 一、“女权意识”与“女性意识”的概念界定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种女性主义思潮和理论应运而生并不断丰富和完善，逐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研究，国外比较早，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对此理论进行全面地研究探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舒婷的诗歌多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带上了这一时代的特色，但其诗歌并非充满女权意识而是充满了女性意识，研究舒婷诗歌及其涉及的理论，能够分析出舒婷诗歌蕴涵的女性意识。 “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3]“在男权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誉为‘贞女’、‘良妻’，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10]“沉默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泯灭了认识自己的渴望。”[5]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东西方都恪守着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传统的同时，东西方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在东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两种概念，二者虽有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一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3]因此“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也都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一术语1895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是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关于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应拥有平等权利的理论。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影响和制约。“女权”，刻意突出女性，否定男性，甚至走向一个极端——彻底否定男性，对“男权”进行彻底的颠覆，更有甚者想把上帝改成“女上帝”，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缺陷，致使“女权主义”由受人“认可”到受人“异议、否定”。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女性主义”看到了男性与女性存在的差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去追求女性应有的本性、地位和价值。“女权主义”在国内一般被翻译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在概念界定上，二者是有区别。“女权主义”仅限于女性应该有的权力，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忽视男性的存在，甚至否定男性，同时“权”字有过于剑拔弩张的色彩，使女性与男性产生敌对。而“女性主义”在肯定“女性”追求适当应有的权利之外，还肯定女人的自然属性，如女人的爱心、心慈手软、需要男人的关爱、不适应高强度重体力劳动等天性，把女人自己视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这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理论。 在中国，“90年代之前,‘feminism’主要被译成‘女权主义’。1992年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并提出理由:‘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但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或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文学’。”[11]在此使用“女性意识”这一中和的名词也许比较恰当。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存在不仅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还具有社会边缘角色的边缘文化特质。当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整体性地沉没于历史地表之下时，女性只能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因此，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必然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标志的；反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标尺。”[12]女性意识再度复苏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末，新时期之初，从女性主体的角度出发，女性意识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站在女性立场对外部世界加以剖析和观照，并对之加以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二是以女性的眼光对女性自身的内部世界加以审视和反思，确定女性的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内部和外部的研究探索交融互渗中，中国新时期女性意识呈现出对爱情、事业和生命的追求，同时女性意识又借助生命意识、性别意识、审美意识来表现女性行为、女性精神、性与本能、性与道德等。舒婷作为中国当代女诗人的代表，自觉从女性视角展开了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反思，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追问，并形成了一种以女性的视角来观照社会生活的有“女人味”的文学。舒婷也即成为新时代觉醒了的女性，其诗作正处于这一大环境下，具有深层而又明显的女性意识。 “女性是女性文学的创造者。”[13]舒婷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