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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 农村古建筑是一个地区特殊的文化资源，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农村古建筑不单是建筑物，还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它集中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是当地区域乡村风貌、人文习俗的真实反映农耕文明、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 但是近年来农村古建筑破坏日益严重，农村古建筑保护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木结构古建筑易发生腐朽虫蛀。我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体系为主，与砖石和混凝土等无机建筑材料不同，木材是一种生物材料，是由纤维等有机高分子材料组成，易发生腐朽虫蛀，造成建筑整体结构的损毁。 二是相关法律不够完善。我国关于保护古建筑方面的法规条例尤为缺乏，以原则性为主的《文物保护法》很难起到约束作用，个别地方政府以及利益集团为了能在旅游开发方面得到巨大的经济效益，故意钻法律空子，不合理地开发古建筑，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三是新农村规划建设与农村古建筑保护的冲突。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农村古建筑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新农村规划上对古建筑保护规划不够合理，相关政府机构对农村古建筑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欠缺相应的监管力度，行政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使农村古建筑保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四是农村古建筑产权多样化。农村古建筑以集体所有为主，所有权人对农村古建筑保护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造成了保护措施的缺失，从而导致了大量历史古建筑的消失。尤其是农村祠堂，往日那种“村村有祠”的景象已不复存在，或因年久失修整体或部分倒塌，或因生产生活需要被拆被毁。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保护新发现的农村古建筑： 第一、加强认识，充分领悟保护古建筑的重大意义。古建筑是一中文化精神的载体，通过古建筑可以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物的价值主要是精神价值，其中古建筑的价值显然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物质上的价值也非常重要，精神层面的价值正是通过其独特的物质结构方式和展现风格向世人传达着它所独有的精神价值和时代特色,是实物的史书、历史的年鉴、文化的载体。比如：袁氏避暑山庄，有的书中将其称为袁紫兰避暑山庄，从该山庄的物质层面看，其功能就是为了方便袁氏家族避暑所建的别墅；但是其依山而建、层层递进、回廊相接的独特建造方式，反映出当时袁氏家族的财势和地位，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建筑工人的巧妙构思和高超建造水平。并且由此建筑可以同焦桥袁氏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认识袁氏家族的兴衰史，加深了对邹平历史人物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 第二、政府主导，把农村古建筑保护工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政府是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可以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种社会行政资源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进行加强和支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村古建筑保护和利用中都离不开规划和资金的问题，也就是人力和财力，而政府可以通过协调，为农村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争取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可以通过新农村呈现规划为农村古建筑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从而保证古建筑保护和利用工作的顺利实施！如浙江省建德市通过出台《建筑市农村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国土部门对需要建新房的历史建筑产权户，另行安排建房宅基地，原有的历史建筑土地收归村集体所有，从政策上鼓励历史建筑的产权户建新不拆旧，解决历史建筑产权户的新区建设用地问题，同时健全农村房屋产权交易制度，适当放松产权交易，允许有经济能力的集体或国家购买历史建筑进行保护”等条款，为妥善解决农村历史建筑保护中较棘手的产权问题、土地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思路。 第三、科学统筹，吸引民间资本的加盟。古建筑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很多专家都认为“旅游开发”是一条重要的渠道。农村古建筑的科学统筹就是要统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加强、完善古建筑保护、开发、利用工作。这里的统筹主要是针对文化资源的统筹，比如袁氏避暑山庄，其主人袁紫兰曾有“山西康百万、山东袁紫兰、河南沈万三”的传说（民国初《文明杂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如同袁氏家族的故居、发家史、官宦史以及家族墓葬等各类文化资源统筹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袁氏文化旅游系列。就可以提高游客的到访率，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淄博市的周村大街（因电视剧《大染坊》而出名）、山西乔家大院（因电影《红高粱》而使游客暴增）都是很好的例子。另外，目前农村古建筑的所有权有部分属于个人，所以可以通过协商，让所有人将古建筑所有权以入股等形式加入到农村古建筑的开发利用中来，这样不仅可以尽量减少古建筑开发利用中的阻力，而且能够充分调用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整个古建筑保护工作中来，为古建筑保护开发的成功实施献计献策，临沂市竹泉村的开发就很有说服力。 农村建筑既有加强保护的客观要求，同时也面临功能更新的现实问题。保护与利用其实是一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