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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中国社会学新境界 刘少杰 2012-10-15 15:05:03　　来源：《社会》(沪)2006年2期第80～101页 　　【作者简介】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费孝通晚年多次倡导，中国社会学要突破实证社会学的单纯科学主义视野，应当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在对社会生活开展客观性研究的同时伸张人文关怀。根据这个原则，费孝通主张社会学应当注重对精神世界开展研究，重视文化传统、意会沟通和内在自我等方面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层作用，要在各民族的古代文明中发现具有不同特点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方式。费孝通的这些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中国社会学开拓新视野、展开新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关 键 词】人文精神/精神世界/意会/主观性　　　　从康有为撰写《实理公法全书》至今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学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开创发端阶段，20世纪20—40年代民国期间的分化发展阶段，50—70年代的禁闭阶段，80—90年代末的重建阶段，21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又进入了一个反思扩展阶段。费孝通总结了一个多世纪社会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和辉煌成就，以深厚的民族使命感和宽阔的学术胸怀，在回应当代国际社会学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开展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并以积极的探索精神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为中国社会学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境界。　　一、伸张社会学的人文关怀　　回顾中国社会学自1980年代初以来重新发展的历程，谓之成绩显著，毫不夸张。不仅在高等院校建立了百余个社会学系，从中央到地方还建立了许多社会学科研机构，社会学的科研与教学队伍空前壮大，而且在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分层流动、家庭人口、群体组织、社会制度和越轨行为、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经验调查和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学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中国社会学与改革开放同步快速发展的同时，尽管社会学界思想十分活跃，但是，仍然有很多困惑萦绕在学者们的心头。之前一段时间的“左”倾禁闭，一些学者从中吸取了比较消极的因素，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学者极力强调社会学是非意识形态的实证科学，排斥价值评价和意义阐释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仅仅承认实地调查、事实证明和数据分析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形式，并以此来保证社会学科学精神的纯洁性。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历了一个经验化、技术化和科学化时期，那么在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很多学者对经验化、技术化和科学化的强调与追求，丝毫不比前者逊色。　　然而，无论从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演化，还是从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当代中国社会学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学若仅仅坚持单向度的科学立场和客观性原则，则难以完成其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利用有利机遇进一步发展自己。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明确的价值原则表达自己的理论观点，虽然康梁和严复都对科学精神和实证原则予以高度评价，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救国图存、振兴中华的价值理想，也正是把科学精神与实证原则同强烈的价值理想融汇一体，他们的学说才在中国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学在当时才能成为显学。而在上世纪20年代开展的经验化和计量化社会实证调查，尽管为日后的研究留下了一些经验材料，但是实证社会学却由此迈开了走向边缘化的历程。至于民国期间留下的社会学著述，后人能够引起兴趣的也主要是那些蕴含了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深切关怀的思想篇章，而不是那些以客观性原则对生活的简单记述。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百年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学以科学精神而实，以人文精神而兴，只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举，才能立于学科之林的中心，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思想理论和战略对策上的贡献。中国社会学之所以必须保持这种学术风格与思想品质，其根本还是中国社会的本性使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社会说等，都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是一个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圈子社会、熟悉社会，儒家道德伦理已经世代相袭地积淀于人们的心理底层。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的不是没有人情的“物理”，而是人际情感或人际关系至上的“情理”。“物理”是科学之理，而“情理”却是人文之理。仅用人文学说解释不清“物理”，同样仅用科学原则也理解不了“情理”。（梁漱溟，[1949]2000: 80）面对“情理”至上的中国社会，特别是要认识人际关系和情理纠纷缠绕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就必须有人文精神，或曰人文关怀，否则，仅凭科学原则，只能对大量活生生的现实问题给出流于表面的描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使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虽然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向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