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层面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探析.docVIP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层面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探析 摘要：本文试用译者创造性叛逆理论阐释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意象的翻译，进而利用东方主义化的概念阐述辜氏《论语》英译本的文化倾向和翻译效果。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论语》 东方主义化 文化层面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论语》是儒家思想核心价值的体现，其内容博大精深。在儒家典籍研究的长河中，传教士和外译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而“文化怪杰”辜鸿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人翻译传统文献的被动局面，而且他还是历史上完整翻译《论语》的第一人。本文将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理论指导下，评析辜氏《论语》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 一 创造性叛逆理论 上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曾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是译介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因此借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受到既定翻译目的的制约，由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价值取向而产生的文化冲击和误译。由于译者的世界观、立场、以及对所译作家、作品的态度的不同，其译作的效果也不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两种：有意型和无意型。无意误译是由于译者对他文化的错误解读而造成，在文学研究中，有意误译具有实际意义，是指译者有意识将源语文化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重新解释，一种是顺应译入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价值观，改变原文的文学意象和表达手法；一种是加入源语文化内涵，迫使译入语国家读者接受与审美。 二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意象创造性叛逆的表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使得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达各不相同，其文化又与当地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民俗风情有直接关系。不同民族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会掺杂自身头脑中既定的事物形象与文化形态，这就构成了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辜鸿铭的《论语》翻译掩盖了其作品的文化意象专属性，抹煞了民族文化的精髓。 1 人名地名术语翻译简化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在辜鸿铭《论语》英译文中，几乎略去所有的地名和除孔子以外的人名，颜回和子路是两个例外，其余的孔门弟子都一概用“一个弟子”（a disciple）一语取代。书中提到的地名，主要是当时各诸侯国的名字，辜氏一般用“某国”（a certain state）“外国”（a foreign state）带过。只有孔子的“鲁国”，他特地译成“孔子的国家”（the native state of confucius）以示区别。辜氏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弟子和孔子所讨论的问题，而不是那些烦琐的名字，不如干脆省去，免除发音的麻烦，使读者专注于《论语》传达的思想。但殊不知，《论语》的一大吸引之处则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辜氏这种“省略译法”使整部作品的人物个性大打折扣。虽然整体理解难度对西方读者而言降低了，但也掩盖了中国经典传统的独特信息。 2 姓名艺术术语翻译转化的创造性叛逆表现 辜鸿铭阐释的内容和方法也别具一格，他常用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来比拟《论语》中的一些人，我们称他为“以西喻中”。 例如，在《为政》篇第十章译文的脚注中，他将“颜回”比喻成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us gospel”，即“孔门福音中的圣·约翰”。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基督教的卫道者，他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耶稣本人。辜氏以“圣·约翰”喻“颜回”，实际是将孔子最宠爱的弟子比作耶稣最宠爱的圣徒或将子路比作“孔门福音中的圣·约翰”。辜氏把儒家学说视为基督教式的思想体系，他多次将儒家典籍称为“中国的《圣经》”。 除了用《圣经》中的人物以外，辜鸿铭还用西方政治家来比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如在《论语·八佾》第二十二章的译文注释中将管仲比喻为古代中国之俾斯麦，因为管仲和这位现代德意志帝国的奠基者有着通用的至理名言“欲取之故与之”。另外，为了让欧洲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的夏商两代，辜氏在注释中说：“夏朝（公元前2205-前1818年）之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犹如古希腊之与当今的欧洲人；同理，殷朝（公元前1776-前1154年）则相当于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时代”。除此以外，他用基督教文化中的所罗门王指代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