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文章在历史档案馆进行研究的经验分享-GovernmentRecords.pdf

專題文章 ─ 在歷史檔案館進行研究的經驗分享 目錄 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的日子(原文為英文) 1 Alan Smart 博士 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人類學系教授 在香港歷史檔案館進行研究(原文為英文) 4 余嘉勳(Gavin Ure) 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 香港政府檔案處與我的香港教育史研究6 黃庭康博士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章按作者英文姓氏次序排列) [如擬利用這些文章作個人研習以外的用途 ，請直接向該文章作者聯繫 。] 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的日子( 原文為英文) Alan Smart 博士 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 人類學系教授 2011 年 11 月 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進行研究的一段日子，有機會接觸到更多更新有 關香港社會和管治的資料，給了我非常好的啟發，滿載而歸。我是在 八十代初到訪歷史檔案館，我的寮屋區博士論文研究有部分是在那裏 做的。歷史檔案館當時位於美利道多層停車場大厦，與周遭的環境有 點格格不入。到了二零零四年左右，我在已搬到觀塘香港歷史檔案大 樓，享用大為改善的設施之餘，還有機會翻閱與我的研究計劃相關的 大量文件記錄，重塑寮屋徙置區如何在五十年代出現，最後演變為有 口皆碑的公共房屋計劃，為香港近半數人口提供住屋的過程。 談到歷史檔案館，其中一點是把它與在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進行研 究相比，何者收穫較大。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有系統地作出比較。我 的印象是，研究與殖民地部有很大關連的事務，倫敦有一定優勢；要 尋找香港社會日常生活及政府日常行政的資料，歷史檔案館所藏較為 豐富，它有很多沒有發往倫敦的文檔 。因此，若論兩個檔案館何者孰 優，人類學家和社會歷史學家自然首推香港，而外交歷史學家則認為 非倫敦莫屬。當然研究人員能夠在兩地進行研究兼收並蓄，則最為理 想不過，但這並非經常可行。此外，館藏涵蓋年份亦是一個重要的考 慮因素。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紀錄，無疑歷史檔案館佔優，但是二次大 戰前的那段時期的紀錄則不然，因為在日據時期戰前的紀錄基本上已 被摧毀，現存檔案只是當時送往倫敦的副本(歷史檔案館亦存有縮微 膠片副本) 。香港檔案，戰後時期最為齊全，政府處理的細微事務， 都一一記錄。 我最近在檔案方面的工作，是寫了數篇文章及書本章節，特別是撰寫 了《石硤尾傳奇: 香港的寮屋、火災與殖民地管治 － 一九五零至 一九六三年》( The Shekkip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 - 1963)( 香港大學出版社，二零零六年) 。我現在藉 為寫書而做資料搜集的過程，講述一下歷史檔案館的藏品如何有助我 們了解香港歷史被人忽略或誤解的一面，以及因此而對現在帶來甚麼 影響。我一直認為公共房屋的出現是香港戰後發展的一大疑團。為何 這樣一個重視無為而治及自由市場的地方竟然是世界上其中一個興 1 建最多公共房屋的城市？我曾在以往的著作中指出，基於種種原因， 文獻中的標準解釋並非所有情況都適用。突破傳統智慧的唯一方法就 是埋首翻查歷史檔案。我很高興找到了足夠的資料，重塑複雜的發展 和環境，窺探官員的看法，尋出 「寮屋問題」由屢敗屢戰到最後催生 了寮屋徙置計劃的原因。 五十年代檔案的特色為我解開疑團提供不少助力。標準的檔案是經時 間積累而得的，檔案夾右邊存放文件，閱讀檔案的官員寫下附註，匯 編成 「錄事」。這些錄事有時手寫( 問題亦因此出現，錄事只有簡簽， 職位有時只用縮寫(例如 AS7 代表助理局長 7) ，要判斷誰寫了什麼相 當有難度) ，有時是打字的，特別是較長的錄事評註。對於某個問題 或爭議事項，加註錄事，容許具有相關權力或涉及某些利害關係的官 員在輪流閱覽檔案新加的文件後，提出意見。從中我們可以了解政府 所採取的行動，以及推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