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商的刑事责任边界.PDFVIP

第72卷第2期 2019 年3月 Vol.72No.2 Mar.2019 139148 DOI:10.14086/j.cnki.wujss.2019.02.012 网络服务商的刑事责任边界 ——以“快播案”判决为切入点 陈洪兵 摘 要 目前有关网络服务商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够明确，刑法理论研究与判例总结不 够充分，致使网络服务商刑事责任边界不清，代表性的案例有“快播案”判决广受质疑，腾讯 等网络服务商恣意屏蔽、删除公民微信、短信内容损害了部分网民的言论自由权等。网络服 务商可以分为信息（互联网）接入/传输服务提供者、信息缓存服务提供者、信息存储服务提 供者以及信息定位（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商对于用户生成、上传的信息内容不 负有一般性的审查监控义务，仅负有事后“通知—移除”的民事、行政责任，例外情况下承担 刑事责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否成立，取决于网络服务商是否提供专门供他人实施 犯罪的技术支持与帮助，是否深度参与他人的犯罪活动。 关键词 网络服务商；刑事责任；“快播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拒不履行信息网 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个人信息权 中图分类号 D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9)02-013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FX104） 曾引起网民及互联网企业热议的深圳“快播案”，最终以深圳快播公司及王欣等主管人员构成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落幕，但判决的形成只是给一个案件画上了休止符，并不意味着理论争议的消弭[1] [2] （P97 ）。事实上，学界质疑“快播案”判决合理性的声音一直存在 （P112 ）。域外经验表明，若因为相关 法律的不确定性，使得网络服务商因网络用户的行为而时时面临承受刑事责任的风险，则可能形成自我 审查机制这种不利局面，甚至导致极具科技创新潜力、对 GDP 增长有重要贡献的互联网企业向法律更 加清晰、更少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执行的国家迁徙[3] （P493 ）。因此，如何既有效地规范网络管 理秩序、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又充分保障信息技术创新、互联网产业发展以及国民网络言论与表达自由， 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刑法规制必须直面的重大刑事政策问题[4] （P11 ）。本文试图以近年来追究网 络服务商刑事责任的经典案例—— “快播案”的判决为切入点，厘定各类网络服务商的义务与责任，限缩 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构成要件，廓清网络服务商刑事 责任的边界。 一、“快播案”判决评析 被告单位深圳快播公司基于流媒体播放技术，为网络用户提供网络视频服务，其间曾因用户反映 快播网络系统中存在大量的淫秽视频而受到相关部门的查处。后来有关部门从查获的 3 台缓存服务器 中检出淫秽视频文件21251 个。法院认为，深圳快播公司以牟利为目的，明知自己提供的快播服务被用 于传播淫秽视频，有义务并有能力阻止，却拒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放任他人传播淫秽视频，构成传播淫 140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 期 秽物品牟利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5] 海刑初字第 512 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2016] 京 01 刑终 592 号刑事裁定书）。综观判决书与学界的讨论，“快播案”的争议集中于四点：第 一，快播公司的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抑或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第二，“技术中立”以及“中立的帮助 行为”能否成为有效的抗辩？第三，有罪证据是否充分？第四，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一）快播公司的行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