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非均衡时态的制度逻辑及其启示--以土地产权.docVIP

第三届中国政经年会入选学生论文公示 我国农地流转中的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及其制度失衡解析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高磊（197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Email:leidegao@ 。 ——从当前我国重庆、成都、四川、广东等省土地产权流转案例中得到的启示 高磊 （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5） 内容提要：当前农地产权改革中，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村基层政权代表国家进行土地产权安排，农户拥有土地使用权、剩余收益权和转让权，实质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随着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试验的进一步拓展，特权干预、股份化风险、内部流转、转让金定价、抵押困境等制度失衡现象频现。其根源正是多重委托代理结构中存在农村基层组织“超经济强制”、侵犯农户土地产权而形成“异化的委托代理怪圈”以及农户与农业中介组织之间“弱化的委托代理行为”。建议中国政府从土地法、土地交易中心、农业合作组织、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规范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改进。 关键词：农地产权流转 委托代理 制度失衡 一、目前土地流转初级阶段中出现的制度失衡现象 （一）当前农业土地流转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农业土地制度的变革不仅关系到农业的持续发展，更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而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调整现有土地产权制度，进而形成匹配现有生产力需求的适应性产权效率。 根据科斯定理，在产权明确界定，而且可以实现自由交换的条件下，如果产权交换的交易成本趋向于零，则产权的初始分配不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依据该定理的成立条件可知，形成自由交换的产权交易是个体发挥比较优势、资源财富发挥最大化价值的充分条件。如果丧失了交换的权利及其来自于交换过程的收益权，就成为经济学家思拉恩·埃格特森（2004）所描述的“产权弱化”的状态。一个完整的产权，包括狭义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或处置权、转让权）。在完整的产权结构中，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并不是简单叠加，而是相互制衡、相互影响的。其中任何一项权利的实现程度，必然影响其他权利的实现程度和功能。那么，关于土地要素的一系列权利也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互相联系的权利组合。 我国业已实施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30年，土地产权制度实现了使用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的集合。土地承包制在这二十余年里显示出了较高的制度效率，尤在1982年（9.07%）、1983年（9.25%）、1984年（5.17%）、1990年（9.49%）、1996年（8.13%）（图1）出现了粮食产量增长率高起的局面。但是，从近些年来看，我国农业领域已经凸现出一些新的矛盾和隐患。第一，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多样化粮食产品需求逐渐升温，但是单打独斗的家庭生产因市场信息不完全反而使增收的粮食销路不畅。很多地区都在上演“丰产不丰收入”、“粮多钱袋空”的怪现象。第二，随着市场信用经济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粗放、分散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安全性和精良化的产品需求，无法提供有效的品牌信用和科技含量保证，甚至存在着滥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的严重症结，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提上日程。第三，很多农民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城乡分割和身份歧视，要求改变传统的就业模式和身份限制。他们不再停滞于温饱水平或者因近些年种粮收益下降而纷纷撂荒、撇荒进城务工，选择更高报酬的替代劳动，由此导致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规模日益增大。第四，从1997年开始，全国粮食供给增长率出现显著性下滑甚至负增长趋势，根据图1，峰位减少（仅在2004年因减免农业税而激励了农业增长），谷位增多，1979年～1985年粮食平均增长率3.35%，1986年～1995年下滑至2.16%，1996年～2008年仅为1.09%。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仅覆盖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土地承包制度集合已经达到了该项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极限，如果再不实现自由交换的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就无法形成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精良化生产，无法对称市场需求和提供稳定的粮食供给，更无法赋予农民自由的劳动力选择权利。新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相对需求促使现有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走到了制度效率递减并亟待完善和创新的十字路口。 图1 全国粮食供给增长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增长率时序图 注：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并计算，各增长率均以上年为基期。 “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可以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自己保留承包权，收取承租费。作为完整产权结构的主要构成——土地处置权，应当作为重要的产权变量纳入土地收益函数，因为土地的处置权与因土地而起的人们之间的行为关系、利益配置、收益份额、要素效率、市场运转机制等方面高度相关。第一，“土地流转”制度鼓励土地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流转。自由流动的产权激励土地资源自动地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