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与「计量方法」经济学.docVIP

「科學方法」與「計量方法」經濟學 夏玉泉? ?作者簡介：夏玉泉，1989年東亞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及1996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佛利民（M. Friedman）倡導「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他提出有用的經濟理論必須能夠通過事實驗證。從此，經濟學與真實世界扯上密切關係。踏進七十年代，「新制度經濟學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chool）更將之發揚光大，並以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及行為自居。使「經濟解釋」儼然成為經濟學的代名詞。 「經濟解釋」是「實證經濟學」之產物，其所解釋的是真實世界所發生之一切事情，即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這些事情具有三個共同點：一、都必須曾經發生過。因為從沒發生過的事情，怎樣解釋也解釋不了；二、需要能夠被人們觀察得到。因此抽象的事物並不屬於解釋的範圍；三、此點重要，事情的發生必有它的規律。所以解釋現象及行為就是找出它們背後的規律。當今經濟學對解釋現象及行為總離不開兩種方法：一是推斷現象及行為的規律，指出它的局限條件，並從局限條件之改變，推測什麼現象及行為會發生；二是找出影響現象及行為出現的所有因素，並搜集相關數據，推導出兩者關係之數學模型，從而對未來進行預測。前者稱為「思想試驗」，後者稱為「經驗研究」。 「思想試驗」的原理源自十七世紀末歐洲興起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經驗主義」是指理論應建立於對事物的觀察，而不是直覺或迷信。意即若通過實驗研究進行理論推導，它必優於單純的邏輯推理。此觀念被後來哲學家休姆(D. Hume)應用在分析因果關係上。從事「經濟解釋」的經濟學者吸取這些原理，向真實世界出發，發展出一套稱為「思想試驗」的科學方法。如前所述，任何現象及行為之發生必有規律：例如下雨時天上必有雲，有雲是下雨出現的規律；但絕不可以雲之出現來解釋下雨的原因，因為事實永遠不能解釋事實，不然的話，事情發生的原因就多如汗毛註1。因此解釋世事只有理論才有作為。 然而一切理論都是抽象的型式體系，它建立於公理假說上註2。經濟學的公理只有一個，就是「需求定律」（Law of Demand），即代價與意願成反向關係。科學方法微妙之處，是把抽象理論，溶滙於現實當中：要知道一切現象及行為都是人們趨利避害，或在「局限條件」（Constraints）下爭取最大利益而產生，即「需求定律」的含義，假如找出現象及行為背後之「局限條件」（「需求定律」變數之一──代價），那麼現象及行為發生的原因便無所遁形。循著這思路，只要根據「需求定律」這公理推出現象及行為背後之「局限條件」，再以事實予以驗證，若與事實吻合，現象及行為就被解釋了。 科學方法的「經濟解釋」是以「需求定律」作為所有現象及行為原因的理論基礎，明白一切行為都是受「局限條件」所約束，而「局限條件」就是影響行為背後的各項「成本」（Cost），這裡所指的「成本」包括狹義的「生產成本」（Production Cost）及廣義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當行為導致「成本」或「費用」增加時，人們便會取而代之改變其他「成本」較低的行為。科學方法之目的，便是找出什麼具體的「生產成本」或「交易費用」會改變人們的行為，這些具體「成本」及「費用」就是現象及行為的有效解釋。當找到現象及行為的「局限條件」後，日後當這些「局限條件」改變時，我們便可以預測現象及行為的轉變。當然先決條件是我們所推導出的理論含義必須能夠一般化註3。 另一方面，科學方法必須經過觀察、分析、推理及驗證的過程：它先從「需求定律」出發，對現象進行觀察，分析有關行為背後的「約束條件」，然後推導出可能被事實推翻的含義（Implication）註4，再通過事實對含義進行驗證，最終作出合理的取捨。在過程中或許會受到挫折，譬如行為背後的「約束條件」過於模糊，可能被事實推翻的含義難以現形；或經過驗證後事實無情地把含義推翻了。前者與經濟學者的經驗及直覺有密切關係；後者需要重新推導另一有用之含義，或在原含義之上添加一些條件再進行驗證註5。科學方法之困難及微妙處乃在於此。 數量方法與科學方法不同之處，在於數量方法較注重模型（Model）驗證、科學方法則較注重推導因果關係。數量方法是用數學（Mathematics）、統計學（Statistic）及經濟理論，根據以往曾發生過的事情之數據，把當中之因果關係擬合一條或多條數學函數（Function）關係式，通過統計方法檢驗方程式內各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對隨變數（Dependent Variable）之解釋力，及該函數式之有效性。函數式的作用還包括預測功能，只要掌握函數式內之自變數將來的變化，便可預測未來隨變數的實際數字。回頭說函數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