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我国经济刑法的几点立法失误.docVIP

PAGE PAGE 1 漫谈我国经济刑法的几点立法失误 　　摘　要　我国现行经济刑法的规定有不少失误之处, 应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其中, 以量刑的规定为视角分析, 存在着轻重失当、规定不明、规定遗漏的情况; 以法律规范的表达为视角分析, 存在着漏字、模糊、条文排序不当、条文与条文之间不协调的情况; 以立法语言的运用为视角分析, 存在着规定重复、语言啰嗦、用词不一致的情况。 　　关键词　经济刑法　　立法 　　失误学界对经济刑法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本文所说的经济刑法是指规制经济犯罪的所有刑事法律规定的总称, 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及相关单行刑法①的内容。迄今, 1997年《刑法》已经进行了八次修改, 其中七次的修改涉及到经济刑法的内容。但在我国经济刑法的规定中, 仍有不少的失误, 需要立法者注意。 　　一、以量刑的规定为视角分析经济刑法的立法失误量刑反映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 对被告人而言, 量刑轻重, 至关重要。但在经济刑法的量刑规定中, 存在着轻重失当、规定不明、规定遗漏等问题。 　　(一) 轻重失当我国经济刑法的量刑, 从总体上说是偏重的。在全部105个罪名中, 有死刑罪名达16个之多; 最高刑是无期徒刑的罪名有15个。死刑和无期徒刑比例占到全部罪名总数近30% , 这在世界经济刑法的立法中是比较罕见的。在此背景下, 有的条文规定存在着轻重失当的情况。 　　11条文与条文之间轻重失当。如《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和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前者是公司、企业对外提供有瑕疵的财会报告; 后者是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和人员故意向公司、企业提供虚假的财会报告等证明文件。也就是说前者对外提供的财会报告等证明文件是后者提供的。司法实践中, 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等证明文件往往是受前者的指示、教唆或威逼所致。也可以说,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 公司、企业处于主犯地位, 中介组织处于从犯地位。但前者的最高刑是有期徒刑三年, 后者的最高刑一般情况下是有期徒刑五年, 有受贿情节的甚至达到有期徒刑十年。对从犯的量刑高于主犯。又如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中介组织人员因受贿而实施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与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前者的最高刑是有期徒刑十年并罚金; 后者的最高刑是有期徒刑十五年并没收财产。立法的本意是要加重中介组织在提供证明文件过程中受贿犯罪的刑罚, 但在中介组织人员受贿数额巨大的情况下, 并没有从重反而有从轻之嫌。再如利用保险合同诈骗保险公司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最高处以十五年有期徒刑; 而普通的合同诈骗最高刑是无期徒刑。保险公司作为金融部门肯定要比普通的公司企业社会影响更大; 保险诈骗犯罪作为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肯定要比普通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更严重。但从现行刑法量刑的规定推论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21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轻重失当。从现行经济刑法的总体看, 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量刑, 与对个人犯罪的量刑相当。但有两个条文的规定有轻重失当之嫌。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规定和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单位高利转贷罪的规定, 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量刑, 比个人犯罪轻得多。 　　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可处死刑, 单位走私的, 对有关人员处罚的最高刑是有期徒刑十五年; 个人高利转贷的, 最高刑是有期徒刑七年, 并且要处以罚金刑, 单位实施犯罪, 对有关人员处罚的最高刑是有期徒刑三年, 无罚金刑。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惩处危害更大的单位犯罪, 也给犯罪分子利用单位实施上述犯罪、逃避严厉刑罚以可乘之机。 　　(二) 规定不明量刑规定不明确的情况在经济刑法中较多, 主要集中在对罚金刑的规定不明确。大多数规定了罚金刑的条文都明确了罚金的数额或比例范围, 但也有不少条文只规定了“并处”或“单处” 　　罚金, 对所处罚金的具体数额没有明确。 　　如《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整节条文中, 都没有明确的罚金数额或比例标准的规定; 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规定的13个罪名中, 有10个罪名规定的罚金刑不明确。 　　在经济刑法的其他条文的规定中, 也有一些没有明确罚金刑的数额、比例的情况。这种不明确并不是立法技术上做不到, 而是明显的立法失误。 　　(三) 规定遗漏比较明显的规定遗漏情况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的, 处五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