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武汉城市圈建设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docVIP

加快武汉城市圈建设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研究武汉城市圈建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增强武汉市的辐射力需进行多方面的研讨。2000年，我们民盟在研究西部大开发战略时，觉得武汉应该大有作为，因为武汉具有较丰富的人才资源，地处中原，连接东西，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中国非常大，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这一问题应该解决。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民盟中央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提出了“关于长江中游经济区域发展的若干建议”。民盟中央认为，武汉市是长江流域四个特大中心城市之一，历史上就是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建设和发展，武汉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取得成效，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猛，并拥有雄厚的科研教育体系，势必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金融、贸易、交通、信息、科技和教育中心。民盟中央关心和支持长江中游和中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直接推动了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前期研究。武汉不仅是湖北的武汉，而且是全国的武汉，加快武汉城市圈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推动整个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地区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振兴武汉城市圈关键在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调整改造老工业基地，的确需要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通力合作及必要的政策支持，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相关的扶助支持政策。从国外看，一些国家为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也采取一些诸如免税、贴息的政策。但必须看到，扶持政策毕竟是过渡性的、时效有限的，可以解老工业基地燃眉之急，却不可能解决其长期积存的问题和包袱，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只有紧紧抓住体制创新这个“牛鼻子”，才是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振兴的治本之策。也只有实现体制创新，国家的扶持政策才能真正派上用场、落到实处、取得成效。否则，国家投入再多的政策扶持，也不能激起联动效应，形成不了永久的“造血机制”。政府部门推出的各项政策，一定要考虑以体制创新为前提，以挖掘老工业基地内部潜力为基础，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以建立老工业基地内在、自主、良性循环的振兴体制为目标。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当务之急，一是加快所有制改革，构筑微观主体的活力；二是实行政府管理经济体制的创新。 对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问题，我有如下建议： 一、从完善财政投资的约束机制入手。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过度内耗等问题，都可以从政府无限制的资源控制权力找到答案。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问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政府花钱的约束机制，改进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标准，应是整合城市之间关系工作的起点。 二、从统一规划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入手。满足城市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对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有利于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例如统一规划建设武汉与周边城市的一小时交通网络、两至三日旅游线路网，既比较容易操作，又能实现“共赢”。 三、做大做强武汉市。一个城市圈的发展方向、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位城市的综合实力，取决于首位城市的带动作用。武汉目前的综合实力还不足以承担全国第四大城市圈的龙头作用。在做大做强武汉市的指导思想上，要摈弃“大城市恐惧症”和“小城镇（市）偏爱症”。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人多地少，是城市的不发展，而不是城市对农村所谓“剥夺”。中国目前的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只有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率先发展，才能促进要素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才能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四、建设数座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密集区相比，武汉城市圈首位度最高，中间缺少大中城市，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规模体系，制约了整体协调发展。把现有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建设成为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把一批有条件的小城镇建设成为中小城市，对于充分发挥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崛起中的战略高地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十六届三中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统筹区域发展而言，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按照这一战略思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宏观布局将在原先的“T”形（沿海与沿江）布局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一条南北走向的重点轴线，即京广线（包括京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