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docVIP

清廷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1868年，清政府两江总督曾国藩会见美国驻华专使薄安臣。 作者：王学斌 　　1865年3月17日清晨，身居两江总督高位的曾国藩接到中央之寄谕，深谙宦海秘道的文正公，发觉“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顿感“若非生死大变，则必斥逐，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他赶忙修书一封，嘱咐养疴家中却急欲再起的曾国荃“闭户一二年”，暂缓出山。果不其然，数日后，恭王被罢黜一事传遍政界。 　　更令湖南诸雄“战栗之至”的是，凭弹劾恭王一折成名的蔡寿祺，起先曾罗织“挟重赀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之罪名参了湘军重镇、陕西巡抚刘蓉一本，顺带言及曾氏兄弟、郭嵩焘、左宗棠等多人。闻此惊雷，时隐居湘中的郭嵩焘大骂“天下乃有此狂悖善噬之人，于时为妖矣！”而正忙于赣闽军务的左宗棠也按捺不住，指斥“蔡寿祺前疏意在推倒一时豪杰，可骇可笑”。 　　区区一编修，竟挑战拥兵百万之湘军，岂不可笑？然考虑蔡已扳倒恭王之事实，曾、左、郭等又不禁骇惧此乃慈禧意旨，莫非昔日纵横天下之“湖南帮”危矣？ 　　“风闻奏事” 　　若以“疑惧”形容彼时“湖南帮”之情绪，那么中央的众多京官则多持“好奇”的看客心态。譬如出自名门世家的状元郎翁同龢，三月初九一早入内参加翰林院京察，不出意料地轻取第一。然其并未洋洋自得，而是仔细查阅名单，“次之者孙诒经、徐桐、李祉，余皆俸深编检，蔡寿祺其一也。”翁氏关注之前籍籍无名的新晋讲起居注官编修蔡寿祺，与其说是看重其人，毋宁说是惊叹于台谏言官“风闻奏事”的威力。 　　台谏制度，自古有之，且代代皆有递嬗损益。台谏本来互不统属。所谓“台”，一指御史台，御史“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亦谓之宪台”，另有柏台、乌台、霜台、乌府等别称。二指台官，即御史。秦代专设御史大夫官职，位列三公之一，“凡丞相有缺，则御史大夫以次序迁”，其权限乃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汉因秦制，御史大夫仍位列三公，“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降至唐代，御史制度出现较大变动，始设十道分巡、六部分察，委派专员组成巡视组赴地方甚或基层去稽查官场积弊，督促事务开展。故明之巡按御史，清之巡察御史、十五道监察御史，均滥觞于此。 　　与台相对，自然是谏；与御史辉映，则是给事中。秦时设立谏议大夫、给事中，言谏体系逐渐形成。 　　按民国学者高一涵先生的观点，清代之前，“言官与察官本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纪纲；谏官监督政府，御史监督官吏”，御史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彼此因互有职司，亦相互监督，故彼此循例不相往来。 　　然毕竟制度由人而设，终因人而革。雍正元年(1723)，实现台谏合一。之所以进行这等制度变更，雍正给出的理由是“延论纷嚣，给事中以无所隶属益得态情自肆”，民间学者仲永檀对此政策的解读为“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互相挤排，纲纪度以大坏”，故朝廷反思明代台谏乱象，以期借助机构裁并来避免台谏职能重复、减少过度诤谏的情形。说穿了，雍正若要抓权，就必须让那些御史、给事中们闭嘴。于是，言官的谏诤权自此大幅缩水，成了君主虚怀纳谏的点缀，皇帝的意志才是衡量言官称职与否的终极标准。 　　即使权限备受掣肘，但清代言官们尚有一项看家本领：“风闻奏事”。此制肇端于南北朝之际，“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旧制， 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换言之，对于官员的篡权、贪腐、渎职甚至生活作风等问题，言官可以事先不核实， 但凡听到一丝半毫风声，便可兴师问罪，提出弹劾，至于被弹劾者正式处分或定罪，则需相关部门事后调查核实。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言官往往仅是政治纠弹过程的触发者，除非御史被要求取证，或御史再次就事件进行纠弹，否则便不再与该事件产生关联。故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言官为皇帝实实在在的“耳目”之官，虽负纠弹之责，却无处置权力，起到“专务摭拾浮文，阳达建言之名，阴行箝制之利，使封疆大吏，望风生畏，内外官僚，动成水火”之效。 　　因此，在皇权的羽翼下，言官只负责“埋雷”，却不需“排弹”，这势必易形成浮言横行的状况。更加微妙的是，由于言官的弹章极具爆发力，经常于无声处响惊雷，这一制度特征，非常适合充当政治角力下的破局角色。纵观晚清以降的政海变幻，原本暗藏于幕后的权斗潜流，往往因言官的奏弹而暴露台前。无论言官们是无心插柳，或经人授意，其弹劾之举所呈之破局作用，时常引来政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政治势力消长的导火索。 　　曾一度励志于反腐大业的嘉庆皇帝对言官诤谏之利弊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希冀“言官洗心涤虑，大公无私，常存以言事君之诚，尽屏取巧谋利之伪，作天子之耳目，为朝廷之腹心，上章进谏，置祸福于度外”。然而言官也是人，其品行高下、欲望强弱、诉求大小、利益多寡、派系有无各具千秋，况且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