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二次分化.doc

7 -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二次分化 ——以厦门市思明区前埔社区为个案研究 摘要： 农民工和社会资本研究都是当前的热点，但对农民工二次分化，尤其是分化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如何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厦门市思明区前埔社区旧货市场的研究，描述了当前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怎样的二次分化，对分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形式和积累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分化过程中对社会资本的运用情况，亦即社会资本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何。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农民工 二次分化 引 言 研究表明，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在横向上，他们在不同职业位置间的流动相当频繁，新的职业位置不断地被创造，有学者调查发现，缺乏保障的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利用各种关系网络为他人提供灰色乃至黑色社会服务和支持的中介，掮客已相当活跃(唐灿，冯小双等，1998)；另一方面，在纵向上，农民工内部出现了基于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差异的等级状况，我们称之为二次分化。所谓二次分化，是指改革以后，在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分化为若干职业群体后，作为其中一个统一身份群体的流动农民内部的再分化，即形成若干类别群体或等级群体的过程（唐灿等，2000）。一些学者曾对此有过或多或少的描述，如李培林曾指出，农民在分化为若干个职业群体后，每个群体中都可再分为若干个次级群体(李培林，1996)。王汉生等人也曾指出，这个边缘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王汉生等，1997)。但是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分化，在分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以及相关因素如何作用缺乏深入的探讨。 从二次分化的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职业地位流动”，虽然农民工群体从事的职业大多没有什么等级阶梯，但是农民工内部这种基于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差异的等级状况，应当属于“职业地位流动”。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对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具有重要作用。那么，这是否适用于对农民工的二次分化呢？ 本文尝试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研究二次分化后的农民工群体。笔者将要描述和探究的是，在市场和城乡身份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怎样的分化? 农民工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决定因素?分化过程对社会资本的运用情况怎样？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如下：一是通过研究使相关理论得到检验和深化；二是对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分化研究进行一次有益的尝试；三是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为研究社会职业流动提供一个微观视角；四是希望研究能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让更的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文献回顾 （一）社会资本 一百余年来，人们对资本内涵研究的视角不断转换，由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社会资本。但也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了不同的界定。 借用布朗(2000) 等人的观点，可以把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按其讨论的层次分为三类(周红云，2002)。一是微观层次上的定义，以布迪厄为代表，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将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看作是个体可以被利用的，用于实现个体目标的资源，认为社会资本是经由社会关系以取得资源的手段，指出社会资本对提升个人经济资本的工具性价值。格兰诺维特、林南、伯特和波茨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属于这一层次；二是中观层次上的定义，以科尔曼为代表，认为社会资本对行动者而言是社会结构特征所蕴涵的价值。对科尔曼而言，产生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社会结构特征是“封闭性”，意指团体成员间充分的联结关系，以发挥团体规范的监督力量，更多地强调社会资本对于促进集体行动目标实现的作用；三是宏观层次上的定义，以普特南为代表，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益。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他将社会资本视为促进个体行动的网络和规范，本身具有社会性，其结果则是集体行动。对普特南而言，社会资本并非集体行动本身，而是透过存在于社会网络内的互惠、信任规范和惩罚的促进和监控作用，使集体行动的困境获得解决。 显然，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微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即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和研究方面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流动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对个人求职行为和结果进行研究时发现：一个人在求职时，对他获得新职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是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强关系)来获得的，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弱关系)来获得的，人们通过弱关系往往能够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通过强关系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格兰诺维特称之为“弱关系优势”。他认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成员间的关系模式一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