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明末瘟疫远比非典更严重.docVIP

《大明劫》明末瘟疫远比非典更严重 《大明劫》明末瘟疫远比非典更严重 发表时间:2013-11-13 点击次数:658 分享到： 1电影《大明劫》宣传时，里面描写的瘟疫被戏称为“明朝SARS”。导演谢晓东认为，明朝郎中吴又可在《瘟疫论》里提出的病毒传播学说比西方早了两百多年，“我们在2003年SARS期间用到的治疗方子‘达原饮’就源自《瘟疫论》。只是后人不知道”。 谢晓东作品向来以敏感著称。中国电影博物馆首次以“个人系列影片”为主题收藏的电影，就是谢晓东编剧的5部作品：《一年到头》首次表现春运；《业主奏鸣曲》涉及物权、基层民主选举；《无形杀》首次表现网络人肉搜索；《我是植物人》首次揭露医药行业黑幕；2011年的《危机公关》更敏感——精神病院想把唱红歌疗法运作上市。电影博物馆收藏理由是：“谢晓东先生是国内少数长期、连续关注中国人与社会现状并作出深刻思考的电影人，若干年后必将成为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的影像史料。” 2013年10月25日公映的《大明劫》离开现实，走进历史，制片人兼编剧谢晓东这次讲血腥年代的血腥故事。 你想打倒的全是人家珍惜的 1642年，离明灭亡还剩两年，全国瘟疫横行，战乱四起。崇祯将关在死牢的孙传庭释放，率兵征讨李自成，可军饷不济，军营瘟疫蔓延。孙传庭焦头烂额时，郎中吴又可出现了。 吴又可要消灭瘟疫，孙传庭要筹集军饷，整饬军队。吴又可的对策是隔离患者、掩埋尸体，但负责埋葬的士兵却私下扒衣服、偷靴子。 出兵前，孙传庭与吴又可一番长谈。吴又可认为，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失败是早晚的事。孙传庭比吴又可认识得更清楚——我们已经失去民心，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我孙传庭一回也输不起。 《大明劫》很难被归入商业类型片，儿女恋情蜻蜓点水，战争打斗不追求感官震撼。谢晓东说自己琢磨剧本耗时两年半，写戏时没考虑商业效果：“我有话要说，至少年轻观众会有共鸣。” 1976年，谢晓东13岁就跟着大人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中的诗歌至今倒背如流。“我们那一代早熟但没文化，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北大化学系毕业后谢晓东在美国待了8年。出去才发现，自己“连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发现自己一腔热血想打倒的全是人家珍惜的，你就心虚了。” 谢晓东在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研发西药，业余研究中医历史。“上火吃点西瓜，喝点绿豆汤，恐怕反对中医的中国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吧？中医大思维，琢磨人是什么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处境。”他不否认当下中医的窘境——以前一个村都认识你，时间积累下来就知道谁是值得信赖的中医，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因此骗子横行。 “中医有大医，西医难有大医但也难出庸医。”由中医入手深入中国历史，谢晓东说：“我们曾有全人类最完整的历史，但现在的历史片经常无所谓地胡编乱造，好像从一个开化民族变成了不知历史为何物的原始民族。” 谢晓东回国，钱挣得差不多了开始当制片人，初衷就是说想说的话。 “《大明劫》是历史片，但是现实主义手法。”谢晓东说。为了还原明代生活，剧组不仅研究了当时的服装、火器、礼仪，甚至连医生走街时用手指摇晃发声招徕患者的“虎撑”都考究了。 谢晓东觉得明朝是一个绚烂繁华的时代——GDP居世界前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环境宽松，国力远超其他国家。军队建制300万，火器兵据说占到一半左右，且种类繁多，诸如火铳、鸟铳、佛郎机铳、掣电铳、迅雷铳、佛郎机炮、红夷大炮……“戚继光部队每十人配一门火炮，他镇守蓟州不久，北方游牧民族连犯边的心思都没了。” 假如瘟疫重来 谢晓东试图用《大明劫》的两位主角说明一个结论：明朝并非亡于清，而是亡于自身。 关于吴又可，史料上只有寥寥数句，说他是苏州吴江人，曾为游医，著有《瘟疫论》。国内寂寞，吴又可在国外却声名显赫，因为他比西方早两百多年提出传染病因学说。1980年代日本曾组团考察过吴又可行医遗迹。 “苏州县志记载，明末苏州23万户仅剩5万户；北京60%人口死于瘟疫。崇祯在位17年，瘟疫横行15年，明朝人口死了近一半。”谢晓东说，明朝军队是屯兵制，二百多年无大战，慢慢地军田被“官二代”、“富二代”占了，农民成了打工者。遇到歉收，财主还能养活农民。好运气结束，大荒伴大疫，大疫促大荒，财主也只能自保，于是流民四起，一发不可收拾。 明灭亡前一年，也就是1643年，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吴又可的家乡也没能幸免。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明末）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应对瘟疫，不仅无效而且经常越治越泛滥。 苏州人吴又可到陕西加入孙传庭的队伍，这是编剧谢晓东的“合理假设”：“治疗瘟疫要找病源，病源在在陕西和山西交界处，就是李自成起兵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