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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文物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创作了《边城》、《湘行散记》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到40年代他成了中国文坛上堪称大师的人物，称得上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符号。作为一名二十年代只身离开故乡的沈从文，满怀着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与热情来到北京，经受许多挫折后，最终以“乡下人”写乡下事，立稳脚跟，入流北平文坛，成为北平文坛的中坚力量。当时的大小报刊均以刊登沈从文的文章为荣，大街小巷里的各种书摊因此布满了沈从文的足迹。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沈从文曾挂帅了《大公报》、《经世报》等四大刊物的文学副刊，并培养了大批的青年文人。 在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学成就之后，一九四八年后，他突然退隐为文坛，而促使沈从文最终与文学诀别的是：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另外，沈从文的作品，几乎都有一种内在的追求，那就是对健全人格和美好人性的追求。面对着充满了太多血腥气与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