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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条件研究 　　【摘 要】 “合理怀疑”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核心，明确“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条件必然先界定“合理怀疑”的含义。“合理怀疑”是综合全案证据之后所不能解释的，有理有据的，符合逻辑和经验的、能够影响审判人员判断案件事实的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应当从全案证据入手，依据逻辑和经验进行判断，使审判人员对认定的犯罪事实形成内心确信，而且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否则不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条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这意味着一方面为审判人员心证书面化、可视化提供路径指导，另一方面有利于內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 合理怀疑 证据 逻辑 内心确信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是最终认定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的标准，这意味着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必须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条件有统一的、正确的理解和认识。然而因为缺乏必要的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各主体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千差万别，进而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所以要实现司法的统一与公正，必须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条有明确的规范，从而保证证明标准的准确适用，保证司法的统一，必然先要理解“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明确其适用条件与目标，这也是理解和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必要前提。否则对“排除合理怀疑”适用条件的理解紊乱，各机关和人员各行其是，一方面不利于司法的统一，使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力度和权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冤假错案，浪费司法资源，损害人权，严重削弱司法的权威。因此，使“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条件统一化和精确化是诉讼公正和法律统一最根本的要求。　　一、对“合理怀疑”涵义的界定　　“排除合理怀疑”的核心是“合理怀疑”，要明确“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条件，必须先对“合理怀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否则必然影响“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效果。何谓“合理怀疑”？惠特曼教授经过考证和研究认为：对于“合理怀疑”，根本不需要界定其涵义，越是想要寻求一个准确的、满意的解释，越是难以实现。[1]然而这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回答。一个概念的提出，必然会有与之适应的定义限制其范围和条件，否则概念将毫无意义。　　人大法工委曾指出“合理怀疑”是有依据支持的怀疑。[2]但是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合理怀疑”的理解却仍众说纷纭。比如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将“合理怀疑”界定为“有根据的假设”，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将“合理怀疑”界定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怀疑”。 [3]　　在理论界中，有的学者从正面定义“合理怀疑”，认为“合理怀疑”是一般人凭借经验对特定事实所产生的怀疑。[4]也有学者从反面定义“合理怀疑”，认为“合理怀疑”非任意妄想、强词夺理等怀疑。[5]　　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虽然观点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排除合理怀疑”有其根本的涵义坐镇“中枢”。为了能够更细致地解读“合理怀疑”的涵义，可以从“合理”和“怀疑”两个部分分别对其进行剖析和把握。　　（一）对“合理”的界定　　“合理”要求“怀疑”要有理有据，要以证据为依据，并且要能够经得起逻辑和经验的检验。强调“合理怀疑”的客观属性。　　首先，“合理”是指有理有据。众所周知，诉讼不是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序，所以“合理怀疑”也不能凭空捏造、臆测和妄想，应当有所依据。否则便属于不合理的怀疑。正如台湾学者李学灯教授认为“合理怀疑”是一种可以说出理由的怀疑，不是臆测、妄想、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怀疑。也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解释的“合理怀疑”是一种“有理有据的怀疑”，[6]要求陪审团成员在判决无罪时必须给出某种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陪审团承担证明责任，而是将自己对“合理怀疑”的理解和认识表达出来，以供人思考[7]。在英国，法官在认定“排除合理怀疑”是只需将没有合理依据的怀疑排除即可。[8]　　其次，“合理”依据全案证据。第一，诉讼的实质是证据之间的较量，“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条件也是要求必须综合全案证据对其加以判断。而且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最高法司法解释中规定证据之间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和疑问，便不能定案;第二，“合理怀疑”应当是控方证据所不能覆盖和解释的。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证明责任，要使用证据解释使审判人员产生合理疑惑的部分，而这并不是被告人的责任，被告人并不承担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9]这意味着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解释和覆盖的部分就是“合理怀疑”。　　最后，“合理”是符合逻辑和经验。一方面，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按照逻辑进行推理，对“合理怀疑”的认定应当是客观的、可以通过逻辑和经验发现的，而不是想象、猜测出来的。[10]正如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的：“如果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怀疑’的时候，你能够通过回答，给出一种逻辑上的理由，而这种逻辑上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