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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 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 外交、暴力与共和国扩张 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最佳对外立场是：在军事上强大到能阻止任何侵略行为，而又不至于先发制人挑起冲突。 战争的技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然而国家并不总具备充足的军力达到目标。由于这一需求，外交应运而生了。 人性、诚信与外交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自私、贪婪、愚蠢无知容易上当受骗，在关乎其利益时，每个人都会被贿赂、胁迫和欺骗，这样，外交官就能在外国宫廷施加自己的影响，并因此提升政府的计划目标，人类的卑贱成就了外交。 一个审慎的统治者，不能，也不应该在不利于自己走的情况下 信守诺言；而当作出诺言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时，也不应当再信守诺言。所以，外交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但是背信弃义也要付出未来的代价，马基雅维利在这方面的建议是十分谨慎的。）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削弱外交，因为他实际上揭示了权力的真实性，指出了外交以及新兴国家法产生的条件就是国际关系的弹性原则。 借助谈判来解决问题意味着实力对比使谈判的结果在意料之中，但也不是对力量关系简单抽象的表述，外交技巧通常会影响结果。 外交必须是延续性的，只有这样，外交才能完全成为君主可资利用的力量。 结论 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外交是国家的重要工具，特别在实施欺诈战略时更是如此，不过是一场为增加国家实力的斗争，而国家实力最终都是战争的前提。 圭恰迪尼（佛罗伦萨） 君主及其大使 判断君主的价值根据的是他派出的人的素质，因此大使可以提升君主的声望，而君主也应当充分信任大使，只有大使享受充分信任时，才能成为实现君主意志的工具。 “大使看起来总是站在驻在国一边，这使他们要么是受了贿赂、要么是在索取回报，或是被眼前的热情与友善迷惑了。但原因可能是，大使总是考虑出现在眼前的君主的事务，他的眼里再也没有其他人。大使看那些事务的重要性比它们实际具有的重要性更大。” 谈判及国家理由 在谈判时，“如果你的企图恰到时机，就很容易成功。如果你在时机成熟前采取行动的话，不仅会导致失败，而且即使在将来时机恰好时，可能也无法再取得成功了。” 在谈判时要隐藏问题的底线。批判了马基雅维利的“违背诺言会于政治成功有利”的观点，因为好的名声是非常有价值的。 格劳秀斯（荷兰 《战争与和平法》） 格劳秀斯体系下的外交学 人类是善良的、理性的，国家方方面面都收到法律的制约，对其利益有着长远的关注，总能够信守诺言。诉诸战争只能在正义的情况下，无论何时都有三种方法反对战争：谈判、仲裁和抓阄决断或一对一对决。在这种体系下，外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使和主权 使节权始终是主权国家的独有属性，在内战的情况下例外：比如国家被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方或两人对王位的争夺，他主张内战中的各方都承认有向对方排除使节的权利（有争议）。 大使总是必须被接受吗？ 格劳秀斯指出，外国法禁止无理由的拒绝大使，但是接受国有一些理由可以拒绝某大使进入其领土，比如针对大使的母国、大使的个人信仰、大使破坏本国利益等。 大使的不容侵犯性 格劳秀斯认为，大使（包括随员及财产）具有实用性，一旦大使被置于接受国的法律之下，那么他们的安全将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报复权也因大使的实用性而不能针对大使。（土耳其历史上将大使作为派遣国的人质。）不过，格劳秀斯并没有提及使馆馆舍的不可侵犯性。 黎塞留（法 《政治遗嘱》） 连续谈判的概念 连续谈判是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概念。第一点是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设有外交代表；第二点就是木咋的外交代表网络不仅仅应致力于信息收集等职能，而且必须在所有的突出问题上不断寻求达成一致。 连续谈判的价值 他认为，连续谈判使国家能够不落伍于世界时事，这点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用雄辩及推理说服他国接受合理的协议以及密切观察他国以避免产生令人不快的突发事件，连续谈判的两种功能是对其本身强有力的支持。 谈判的方法 谈判只有在国内单一意见的直接指导下才能见效，黎塞留规定所有的外交政策责任交由对外事务大臣承担。 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方法。比如，共和政体行动缓慢，谈判时要谨慎的交流，给予对方时间，在他们准备好时再施加压力。 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论，但强调这一点不能用于遵守承诺（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因为个人的声望对实力而言也十分重要。 连续谈判的危害 黎塞留对连续谈判的论述陷入了言过其实的困境。 连续谈判意味着在海外维持常驻大使、派遣公使，要付出大量资金； 连续谈判隐含的第二个风险就是可能由于大使的腐败，不能胜任或者仅仅是疲倦而导致签订了一个糟糕的条约。 威克福（荷、法 《大使及其职能》） 行为的规则 大使首先是君主的代表，而他所主张的使节权是主权的最显著标志。使馆是一种珍贵的政治财产，它表明一个国家的独立地位以及这个国家欲将自己的事务扩展至一个更广舞台的愿望。 主导国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