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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个人看法 ----兰州大学2014MPA市内班 刘少鹏 据《中国人口报》刊载的数据，唐天宝十四年中国的人口数量为5291万，清乾隆六年中国的人口数量为14341万，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始终处在一个增幅相对稳定的区间内，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内忧外患不断，经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几次波折，中国始终笼罩在战火硝烟中，受战争和生存环境的影响人口增幅也并不明显，但自1949年建国以来，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经过60多年的和平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指导思想下，中国的国家建设以突飞猛进的速度不断向前迈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得不说，老一辈人经常所说的“人多力量大”的确有一定的道理，特别在国家建设的大环境下，人口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设的速度和深度。但时代发展到现在，以往的人口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人口激增带来的负面问题却悄然而至。社会的进步使得过去那种饥不择食、食不果腹的困难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从饥寒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转变，中国的人口数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从建国初的5.5亿增长到13亿，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口迅速膨胀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即使在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均GDP也仍然大幅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依然很穷，因为这个国家以欠发达的经济条件养活着全世界近20%的人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实行全球唯一的也是最独特的一项国策——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从国情出发，根据我国人口不断增长的现状而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为限制我国人口的无序增长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减轻了国家的人口包袱，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全球化打下了基础，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任何政策的出台也同样会遇到利害相冲的情况，计划生育在限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质疑、国内人口比例的明显失衡等一系列尖锐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人口基数明显减小，人口增长率也明显下降。但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明显，而这些问题的显现也在警示人们：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下去？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是否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2014年，我国多个省份先后出台了“单独二胎”的生育政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人口涨幅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只生一个好”的现代理念似乎已渐渐替代“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成为主流，是人们不愿意多生孩子了还是养不起孩子了？这里我想引入一个词：适应性。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初期的执行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带有强制的意味，人们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依然流行于那个时代，但计生政策的强制执行让很多家庭因此“断了香火”，再加上因暴力执法而造成的干群矛盾不断激化，使得这项政策受到人们的普遍抵制，但政策的执行力度远远大于人们的反对力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人们迫于政策的高压慢慢放弃了打算“超生”的意愿，逐渐适应了政策影响下的这种大环境，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层面出台的国策，违反了政策就等于违反了法律，毕竟谁也不敢在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老百姓自古就有逆来顺受的传统，于是人们慢慢适应了这种政治压力下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少生。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信息网络的普遍流行加快了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快速转变，西方生育观念的刺激渗透、城乡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无一不影响着中国人的现代家庭观，随着现代化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和传统社会文化的逐渐淡化，人们已逐渐适应了当下的生活方式，高房价、高物价的现代社会催生了人们对于生活成本的精打细算，人们对于生活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基本需要，更多的趋向于精神层面，人们更愿意拿同样的经济投入去培养更为优质的后代，这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在后现代社会影响下的最直接反映，于是老百姓不得不选择去适应这种经济压力下的生活方式，不得不优生。有人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但我认为，中国人在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主导下，慢慢形成了保守的思维模式，但保守并不意味着不变，相反，中国人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会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目前的人口增速放缓也就说明了人们对于这种因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生活环境的适应，所以说，如果没有大的环境变化，人们对于生育的意愿会逐渐淡化，“只生一个”的模式会越来越普及。 计生政策的出台目的在于控制人口基数，但在计生政策执行的若干年后，我们才发现人口增长放缓了许多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却越发突出、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衡，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