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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汇改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的汇率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一）建立并极力维护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时期（1949～1971年） 　　二战后，日本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稳定汇率有利于出口。自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美元兑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保持了22年多，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变，这为日本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美国对日本产品出口日益不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美间摩擦不断。60年代后期开始，双方贸易摩擦向几乎所有重要工业产品领域扩展。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增大，在金融层面要求日元升值。 　　（二）被迫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日元逐渐升值时期（1971～1985年） 　　1971年8月，美国“新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剧烈动荡。日本为维护日元兑美元汇率水平，多次入市干预，但都无济于事。尽管如此，欧美国家仍不断批评日元升幅不够。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决定将日元升值16.8%，即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为标准，可上下浮动2.25%。但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元汇率仍呈下滑趋势。1973年2月13日，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本只好让日元向浮动汇率过渡。从固定汇率过渡到浮动汇率，日本是在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后才实现的，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 　　（三）允许日元汇率大幅度升值时期（1985～1997年）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日本政府放手日元升值，日本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也想借此机会提高日元甚至日本的国际地位。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当时日本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家电等传统产业方面，在以信息产业、生化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方面还未发展到成规模的产业阶段。因此，日元升值推动传统产业的企业大量到海外投资，形成了所谓的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破坏了经济结构转轨，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四）采取措施阻止日元汇率升值时期（1997年至今） 　　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破灭的原因之一。日本饱尝了本币过度升值的苦果后，转而采取了阻止日元升值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实际上采取了促使美元贬值的政策。对此，日本运用各种手段防止日元汇率升值。如2004年1~7月，日本政府动用9.03万亿日元入市干预，购买美元和欧元，目的是保证出口收益，以外需来弥补因长期萧条带来的内需不足。 　　 　　二、澳大利亚汇改的发展 　　 　　澳大利亚汇制的转换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固定汇率制度（1931年12月～1976年11月） 　　从1931年12月至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前，澳大利亚实行钉住英镑的汇率制度，并随着英镑对其他货币浮动。二战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中逐渐取代英镑的地位。这一趋势也体现在澳大利亚银行外汇业务中美元占比上升、外汇储备中的英镑被美元和部分黄金储备替代。“史密森协议”为主要货币提供了重新估价机会，澳元兑美元汇率从1.1200美元升值到1.2160美元，并在IMF允许的2.5%波幅内波动。澳元转为钉住美元。 　　1973～1974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涨”，澳大利亚经济也因国内货币政策紧缩和消费者支出减缓转入衰退。1974年9月25日，澳元对美元贬值12%，并与美元脱钩，澳元开始钉住以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指数（TWI）为权重的“一篮子”货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每天根据TWI对外公布澳元兑美元的中间汇率，并对加权指数进行经常性的小幅调整。钉住“一篮子”汇率虽然稳定了名义有效汇率，但受到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相对通胀率的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仍可能频繁波动，因而不但难以实现稳定实际有效汇率目的，而且给投机资金提供了可乘之机。汇市日益浓厚的投机气氛使澳元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到1976年11月29日，澳政府将澳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17.5%，固定汇率制度终结。 　　（二）爬行钉住汇率制度（1976年11月～1983年12月12日） 　　作为过渡阶段，1976年11月后，澳大利亚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当对相关经济因素的评估显示汇率水平需要变动时，就小幅频繁地调整澳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目的是避免市场对汇率长期大幅变化的预期，并使汇率成为经济政策中一个更具弹性的工具。其外汇管理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为中心，并将汇率工具作为对付通胀的重要手段。外汇管制措施与我国的现状类似。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存在澳元有效汇率频繁变动的预期，巨额投机资本反复无常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