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之教学教研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素材.docxVIP

PAGE PAGE 7 以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建构为例的考察 对于那些具备一定历史常识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林则徐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英雄人物。1994年曾经有人对西北农村四所中学的220名初三学生进行过一次历史知识测试，要他们写出自己熟悉的十位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对回收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林则徐的出现频率高居第一位。为什么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林则徐能以极大的优势胜出？人们关于他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人或许认为历史是记忆的产物，而记忆则是对历史事实的还原。然而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记忆理论则指出，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现实中的种种情境常常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历史的感知。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于赋予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换言之，关于历史的记忆并不是被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语境中被不断重新建构的。 　　 　　其次，社会记忆理论还强调历史记忆重构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历史记忆重构的场域，历史记忆不可能脱离这个场域而存在，它是众多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思想互动的结果。 　　 　　第三，既然历史记忆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过程，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那么反过来，我们通过对不同时期历史记忆文本的分析和诠释，可以揭示这些文献是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社会认同体系下被制作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以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 　　 　　从上述社会记忆理论的观点出发，重新梳理一下近代以来关于林则徐的历史言说，我们不难发现林则徐英雄形象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事实上自林则徐去世以后，关于他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果我们将上文提到的那个测试移植到1930年代，那么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与现在大相径庭。本文关注的重点并非林则徐个人评价本身之恰当与否，而是想通过对不同时代的人们关于林则徐这一历史人物的不同描述和评价，揭示历史记忆与现实语境的相互关联。历史记忆的载体有很多种，而教科书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因此本文将以几本常见的教科书为分析的重点和立论的基础。 　　 　　以近代新史学的观念来审视和言说中国历史大致始于20世纪初，到1930-1940年代已经形成较大的影响。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之下，当时出现了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关于林则徐的介绍与评价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在这本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中，陈恭禄先生对林则徐的禁烟举措作出了如下评述： 　　 　　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于广州。林则徐生于福建侯官，身长不满六尺，而英光四射，声如洪钟，警敏精核，顾其早入仕途，虽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况……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自吾观之，于腐败官吏中，而林则徐竟能不顾一切，毅然禁烟，虽其计划归于失败，而其心中，则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故民族之光也！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鸦片。 　　 　　一般而言，陈恭禄应该算是一位独立的学院派人士，其研究著述基本上不受党派意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评述应该是持中可信的。然而细细分析上面这段关于林则徐的评价，依然不难发现现实政治环境和个人立场的潜在影响。陈恭禄早年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这所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教职多由西方人担任，教育指导思想和学科设置有着明显的西化倾向，因而西方人固有的“西方中心观”难免影响到它的学生们。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而言，依然停滞在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无疑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执掌政权的帝王和封建官吏无疑都是一些愚昧颟顸的野蛮人。换言之，当西方人将自己的文明视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惟一方向的时候，中国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这种“西方中心论”观念显然对陈恭禄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其笔下的林则徐的形象就不是那么高大，多少带有一些草莽英雄的味道。 　　 　　第二部值得一提的是由商务印书馆在１９３８年推出的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如下观点：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