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docVIP

儒家詮釋學的三個時代 第七次“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討會（廣州） PAGE 2 PAGE 1 儒家詮釋學的三個時代 深圳大学文学院 景海峰 一部儒學發展史，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對經典不斷進行詮釋的歷史。從孔子開始，大儒“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傳授、整理、編纂遠古文化典冊爲己任，對六經系統的固定化、完善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戰國之後，六經成爲儒家的根本聖典，歷代儒者，“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韓愈語），大多將畢生精力投入到了經典詮釋的事業當中。積兩千餘年悠悠歲月，儒家典籍可謂汗牛充棟，但翻來揀去，絕大多數是注解之作，稍能脫開經典而較具有獨立文本意義的，卻百不耐一。既便是能開一代風氣的儒宗巨匠，他們的著作也大多是圍繞著經典的解釋而展開的。所以說，儒學史即經典詮釋史，儒家的學問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詮釋的學問。 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儒學，文本自然就成爲關注的焦點。儒家之典籍，歷來就有層次之分。在傳統的經學系統中，經爲核心，傳、記爲輔翼，注解、章句、義疏則錦上添花矣。三國時東吳人楊泉有一比喻：“夫五經則海也，傳記則四瀆，諸子則涇渭也。”初唐長孫無忌謂：“昔者聖人製作謂之爲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爲傳，丘明、子夏於《春秋》、《禮經》作傳是也。近代以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爲義疏。”轉引自朱彜尊《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五（通說一），中華書局1998年縮印本，第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