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张季鸾和他脍炙人口的“三骂”.pptVIP

从主笔《中华新报》到揭开中国百年报业新篇章 1919 年，他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在《中华新 报》主持笔政时，文章也非常脍炙人口，外国记者每以 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但因经营不善，日销不过二三千 份，报馆奄奄一息，终于倒闭。 之后，胡政之约他主持《国闻周报》笔政，他只写过几篇 时论，认为一星期写一篇文章不过瘾。冯玉祥发动政变后 ，他第三次进京，再度为《新闻报》写特约通讯。 1925 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 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 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 记者去。”从开封流落到天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 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 闻报》经理汪汉溪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写稿。就在 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 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优选 * 吴、胡、张合力接办《大公报》 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 年11 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 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议政’相期许，1926 年9 月1 日新记《大公报》诞生。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 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 执牛耳者，十五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 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 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 熟的阶段。 在《大公报》复刊的第一天，张季鸾就写下《本 社同人之志趣》社评确定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原则， 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优选 * 言辞犀利，疾呼公理大义至死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他写 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 影响最深远。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 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 读者的赞赏。 1927 年4 月29 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 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 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 极端抗议。 1931 年5 月22 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 ：“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 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 优选 * 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 年12 月29 日发表的 《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 年1 月25 日发表的 《关于言论自由》，1937 年2 月18 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 》，等等。 1931 年6 月1 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 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 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 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 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 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 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1936 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 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 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 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 优选 *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 《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 1937 年9 月18 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 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 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 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 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 月8 日， 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 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 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 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 “ 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 切议论。”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 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 优选 * 利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 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 稻子》（发表于1941 年8 月18《大公报》重庆版）。从 ‘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 战影响至大。他和同人一起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