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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20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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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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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论著,呼吁
“史界革命 ”,由此引发 “新史学 ”思潮,推动中国史学
向近代转型。梁启超及其《新史学》等论著在这一转
型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 “史界革命 ”理念之形成
1895 年 4 月,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方清王朝和日
本签订了屈辱的 《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 上下震
动,王朝统治者、各阶层士大夫和朝野学人都深受刺
激。痛定思痛,公认日本以募尔岛国能够走向富强,
皆因明治维新收得实效。 于是维新变法运动涌动全国,
新闻界、 舆论界一马当先, 《中外纪闻》(1895,北京 )、
《时务报》(1896,上海 )、国闻报 (1897,天津 )、《湘报》
(1897,湖南 )先后创刊出版,强学会、南学会等学会
纷纷成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伴随着维
新思潮高涨和变法运动的推进,思想文化上也掀起了
破旧立新的浪潮,史学界斥责君史、倡导民史的呼声
渐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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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康有为编纂 《日本书目志》,指出 : 吾中“
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
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而谈风俗
者则鄙之, 与小说等。 岂知谱写民俗, 惟纤琐乃详尽,
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而今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 !
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 } ”。梁启超在发表于
《时务报》上的《论译书》中指出,中国之史,长于
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 “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
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
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 ”。
上述言论表明 :对中国传统旧史学极为不满而要
求变革,己经成为部分敏锐学者的公开诉求,其产生
于国难的激发,与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互为表里,紧
密关联。 20 世纪第一年 (1900)发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的重大事件,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超过中日
《马关条约》的屈辱国耻,在思想文化上引发的激荡
也更为巨大。作为政治改良派代表人物和舆论领袖的
梁启超,在己有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大加发挥,提出较
为全而和激进的新史学理念,乃是顺理成章的取向。
1901 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率先表述了 “史之界
说 ”。
众所周知,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对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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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求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反对推翻清朝的革命,这
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理念有着显著的区别。但
改良派在文化思想上的作为,却相当激进,康有为的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在学术和历
史观上都具有颠覆性, 而前引康、梁 1897 年之前对中
国史学的讥评,也己开《新史学》某些观点的先机。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成为清政府通缉
的要犯,其愤感之心,可想而知。 1898 一 1900 年间,
梁启超与孙中山有过频繁来往,部分地赞同了孙中山
的主张,双方一度积极谋求合作。但二人在是否以武
力颠覆清朝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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