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方向.docxVIP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９日至１２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会公报中,对于财税制的改革也作了特别说明。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本文将从我国传统财税制度的弊端入手，谈我们进行财税职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 １994 年前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 30 年财税改革的“分水岭”，并被习惯性地概括为“分税制”改革,实际上这一历史性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涉及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工商税制改革三方面的内容。正是上述分税制改革,奠定了２0年来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成为制约新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诸如税制结构不合理,主要是资源税的税负过低,不能体现出资源稀缺性的特点。所得税设计复杂，不公平,征收成本高。税收减免政策泛滥，随意性强，容易产生寻租行为。另外，财权和事权也不统一。一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而地方的财政能力则大大削弱，地方所要承担的经济建设和公共事务却越来越多,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二是税收使用与征收目的不一致,像所得税应该是一种调节收入差距为目的的税，应该用于减少贫富悬殊，但是我们财税体制是统收统支,支出的随意性大。正是这两点导致中央和省级政府等每年都会给地方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资金，而在资金的分配上没有科学的分配方法，导致了“跑部钱进”现象。除此之外,预算体制不公开、不透明。不透明的预算体制导致掌握财政分配大权的官员就能根据个人的偏好和利害关系,使得政府支出的官员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导致一方面经济领域投资过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急需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公共品供给却严重不足。 在我国现行的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仍然占了相当比重。非税收入规模过大，县乡两级政府费大于税的现象十分突出。已经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基本是由各主管部门自行安排收支计划，财政部门虽然履行了审核批准程序，但并没有对这些资金进行强有力的监管。非税收人中更大的部分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许多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在编制年度预算方案时只申报一个总体收入计划，但并不提出对其分配使用的详细方案，预算安排随意性大。地方财政部门、公安、司法、检查、城建、环保、教育等管理部门都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分配失控，监督失灵,并且也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极易诱发贪污腐败。现行执收执罚环节多,项目多，标准乱。执收执罚单位一方面超范围、超标准收费，甚至擅立收费项目,另一方面则存在该收不收、该罚不罚、随意减免、收人情费的现象,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以上改革部署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自身，更关联一系列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难题与协调配套问题。一方面通过科学的财税体制,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财税体制改革是服务于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让市场对资源配置优化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建设。那么，如何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战略目标，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战略定位呢? 　　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预算管理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目前我国预算审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但核心是收支平衡，而不是支出规模与政策,《决定》指出，审核预算的重点要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这一原则命题揭示的重大政策转向是,税收不再是各级政府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预期目标。这有利于税务机关按照法律征税,避免为了完成任务多收或少收的体制弊端。不仅如此，这一原则规定打破了各级财政固有的“重收入、轻支出”的倾向,有助于推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助于纳税人判断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