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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翻译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很长时间都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与人们对翻译以及对翻译研究的认识有关。翻译过去被认为只是交流的工具，而翻译研究，也长期停留在“如何译”、“如何译得好”这样的语言转化研究层面上。19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空间。而人文社科学者也“发现”了翻译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出现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翻译研究转向”.不同学科领域对翻译的重视，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里应外合，多元共生，相激相荡，形成了当代翻译研究丰富而多元的繁盛局面。 在丰富而多元的当代翻译研究中，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式。那么，翻译为何成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开拓了哪些翻译研究层面，它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有何不同，又有何联系？翻译研究者常为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为此，本文从梳理翻译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着手，阐释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研究目的，以揭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比较文学视域中的翻译 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是比较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就是由翻译而触发的。歌德发表关于“世界文学”谈话之前，他的作品已在法国、英国等国翻译发表，并且他的《塔索》、《浮士德》也刚刚在巴黎上演。而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主张更为直接的思想触发点，则是他读到了中国作品的译本。歌德看到，随着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可能会汇合。他在这种趋势下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后来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理论滥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催生了比较文学。 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Franco Meregali）指出：“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1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也强调：“翻译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文类、新的文学样式”,“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但早期的比较文学，只是把翻译作.2 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 为考察文学传播和影响考据的线索。至于将翻译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并对如何认识翻译、如何研究翻译提出学术观点，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在《比较文学》（1931）的第七章《媒介》中，讨论了“译本和译者”研究，对如何研究译本和译者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意见。他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第一，将译文与原作比较，看是否有增删，以“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与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作者的印象是什么”;第二，将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关于译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应注意译本的《序言》，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材料”. 梵·第根《比较文学》中提出的“译本和译者”问题，开启了比较文学领域 Marius-Franois Guyard）如法国的基亚（、翻译研究的先河。其他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毕修瓦（Claude Pichois）和卢梭（André-Marie Rousseau），德国比较文学家霍斯特·吕迪格（Host Rüdiger），罗马尼亚的迪马（Al Dima），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朱里申（DionyzˇDuriˇsin），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等，也都强调了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比较文学论着几乎都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翻译问题。比如，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在《比较文学原理》（1977）的第八章《译者与翻译》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内容的七个方面的问题：（1）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问题；（2） 翻译创造的文体问题；（3） 直译与转译问题；（4） 自由翻译、窜改及改编问题；（5） 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比较问题；（6） 译者序言及解释问题；（7） 初译本的评价问题。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第七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专门论述比较文学中的翻译问题，她认为，翻译研究吸收了语言学、文学研究、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理论，体现了很强的跨学科特征，是一个对比较文学未来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研究领域。她甚至提出：“应当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看作一个有价值但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 早期的比较文学注重文学传播的路径及媒介，有专门的“媒介学”（mediology）研究领域。文学传播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