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pdf

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内容提要]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学内涵，目前，无论是从时代背 景、政策诉求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极为 必要。这种研究的基本进路多种多样，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值得我 们注意。 　　[关 键 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 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 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 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 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 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 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 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 。而另一派则坚 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 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 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 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 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 会” 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 ？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 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 方江山。 非制度政治参与[M]. 人民出版社，2000 ，P1～20. ）。黄宗智把这三种观 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 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 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 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中华书局，2000 ，P1～30. ）。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 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 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 （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 ），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 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 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 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 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 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 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 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 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 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 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 commune ） 发展成为 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 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 bourgeoisie （法文，中译 为“资产阶级” ）和Burgers ， burgertum ， burgerstand （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 层”“市民阶级” ）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 citizenship ） ，如居留权、参政 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 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 （3 ）。 ）。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 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 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