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基路.pdf

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期”，今年“保七争八”可期，但现行政府管理 体制存在的缺陷和“非均衡发展模式”的现状要求政府政策应加快向公共政策 转变，努力满足国民公共需要，不断增加“公共品”供给 “非典”突如其来，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其实，现实情况没有人们想象 的那么可怕，最近几年经常对中国经济发表意见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 蒂芬·罗奇就由原来低估的6.5％调高为7.5％。中国经济新一轮周期性繁荣趋 势不会逆转，“加速增长”的链条不会断裂，今年仍可获得“保七（7％）争八 （8％）”的业绩，明年8％以上是可以预期的，各方面的最新迹象显示经济的 活力依然强劲。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具有内在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会因短 期冲击而终止。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经济增长周期趋势，短期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危机， 但“加速增长” 的中长期趋势不会逆转。 中国经济中长期繁荣发展趋势不会因短期事件而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深入进行的体制改革，包括政府体制、企业体制和各种要素市场的改革， 会进一步释放出内部制度效率； 二是人口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加速增长，会促使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消 费需求长期快速增长； 三是民营经济成长加快，会在强化竞争中全面改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体 效率； 四是扩大开放促使外贸流量、国际资本流入加速增长，会使内部经济要素在 与国际市场连接、整合度提升基础上，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率； 五是知识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新型劳动者伍快速扩大，技术流量的倍数增 长，会不断增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六是政府体制创新会使宏观调控 付出的代价变小，推动宏观决策效率改进。 从“非典”危机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深刻教训。其中最突出的，一 是暴露出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二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和企 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管理制度创新还是比较 滞后；二是显示出“非均衡发展模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领域 先发展起来）正在出现效率递减趋势，二十多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一九八零 年至二零零二年年均达到百分之九点九左右，但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以人 为中心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仍然严重不足。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情况，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加快转变工作职能和重 点，重新分配自己的精力。一是通过加快民营化进程缩小国有经营规模，加快 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让我们的政府官员从大量对竞争性项目、赢利性投资的审 批和直接管理中解放出来，让政府财政真正转到公共财政上来，让政府政策转 到公共政策上来；二是通过加快市场化进程缩小政府直接调控领域，更多地发 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政府调节真正转到宏观调节上来。只有这样，政府才有 可能集中精力履行其公共责任，为社会、企业和个人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和公 共服务，不断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 近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政策转变时仍要坚持“积极”淡出的精神，但 重点、方式和手段应作适当调整，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强度、范围和方 向。在宏观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增发国债是可行的，但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加大 “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力度 按照公共政策思路，政府财政应当逐步转到公共财政，这一点已经在近几年 的讨论中形成了共识。目前仍有争论的是，短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 淡出”？ 从理论上看无疑应当“淡出”，一项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扩张型政策是不可 以长期化的，是不可以一成不变的。但如果我们从发国债、减税等基本措施来 理解“积极”，那么，这种“积极”的精神不能轻易放弃，要“淡出”的是政 策措施的强度、范围和方向。 拿发国债来说。我们的公共设施条件还很差，离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要求相差很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 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还很低，与东部、与城市、与快速的国民经济发展形成鲜 明的反差。这些生产性基础设施政府不来搞，谁来搞？还有，包括公共医疗卫 生、养老、失业救济、弱势群体扶助等生活性基础条件反差更大，更需政府及 早投钱来兴办。不管这笔钱是进当年预算内，还是不进当年预算内，这个责任 政府是迟早要履行的。在通货膨胀厉害、债券利率高时来履行，融资成本会更 高，花钱要比通货紧缩和低通货膨胀时期多得多。 有人担心发债太多会增加赤字，给未来留下财政赤字危机和通货膨胀隐患。 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同样是发一千五百亿国债，不同时期的承受能力是不同 的。一九九八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