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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乡情结—看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原乡小说
徐 峰
内容摘要:生于故乡的莫言与大江健三郎在精神上与故土永远是血肉相连的,他们或为故乡的贫穷落后而生怨恨之心,或对边缘与中心文化的等级差异而产困惑之意;同时,他们一个为故乡人民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大唱赞歌,另一个对家乡人徘徊、“边缘思想”的进取精神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在创作中,他们立足于各自的原乡,恰当地平衡了区域性和共同性的关系,追求表现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目标。
关键词:莫言 大江健三郎 原乡小说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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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乡”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倍受古今中外作家的亲昧。从人类有了乡土意识以来,对其生存、繁衍的居所、和环境便有了认同感、归属感,随即便有乡愁的情缘与追寻;从而体验人生的宿命。在现今的中外作家中,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四国山谷村庄,所描写的都同为远离城市文明的偏远地方但却是作家心中永远无法忘却的原乡温情。作家们大都重复了或重复着背离、回归和被放逐的命运。这里的回归与放逐,绝非对古老乡土主题的简单承袭,这是知识分子对于其命运的最早领悟与表达。人们仅仅感知乡土作为一种情感牵系的归属,艺术家发现了乡土作为命运与人的严峻。
一、故土—丰富的文学源泉
莫言自己说过,他的第一篇习作时写挖河的小说,里面有一个老地主准备搞破坏,整篇文章的思想灵魂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是虚假的写作。写得很痛苦很干巴很没有意思。从《售棉大道》开始,莫言开始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从这部作品开始,莫言回到自己的生活和记忆中,最重要的是回到真诚的写作中。听从内心的召唤,使自己感到无比幸福。不久就开始写与高密东北乡有关的作品。
莫言的作品有着很浓厚的民间气息,《檀香刑》是非常典型的一部作品,它将民间文本和小说家文本完美结合,同时又是戏剧和人生完美结合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唱。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说:“其实,在明末清初,关于孙丙抗德的故事就已经被当时的猫腔艺人搬上了舞台……小说中引用的《檀香刑》细纹,是后来经过县里许多职业编剧加工整理的剧本。”小说《檀香刑》故事情节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戏《檀香刑》不得而知,但有两点可以肯定,故事的底本来源于民间,戏文唱腔使用了流行于民间的地方猫腔。莫言还说,:“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火车和猫腔,这两种与我的青年时代交织在一起的音……”。《檀香刑》里的声音无法回避,众多的声音使《檀香刑》成为一部分众生喧哗的作品。火车的声音使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它冷漠无情地滚滚前行。不同人物的不同话语方式—“浪语”、“狂言”、“傻话”、“恨声”、“绝唱”,形成了芸芸众生的生命沸腾。猫腔则是凝聚了众生之精华,是民间的一种力图挣脱生存束缚、奔向灵魂自由的旷达的生命方式,它像一声凄婉动人的高腔,在哪个沉重悲哀的时代回绕不绝,令人荡气回肠。小说中孙丙在临死前有一句短促艰难的话:“戏……演完了……”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角色有清醒的认识,“戏”或许是人生这场大戏,或许是生命的狂迷状态,总之,随着生命的结束,人的历史使命也就随之完成。孙丙左后被施以檀香刑,是他戏剧人生的高潮,同时也是尾声。他深知它对自己的意义,因此拒绝任何形式的营救,坦然受刑。他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也是他的生命达到了无以比拟的极致。他的呻吟、嗷叫、叫骂和他的奄奄气息都带有一个悲剧英雄的悲壮。檀香刑成就了孙丙悲壮的戏剧人生,但却是惨绝人寰的悲剧,一场来于民间的悲剧,一场民族的悲剧……
大江健三郎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表现当代世界,把握当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因此,“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他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楚地意识到,现实中的日本,即使是偏远的山村,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从而使人们的认识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信访室的可能。在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10月13日揭晓,瑞典皇家学院在颂词中赞赏日本小说家大江,他“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把生活与想象浓缩成今日人类困境令人吃惊的形式”。总览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瑞典皇家学院的评价可以说恰如其分的。这也应正了大将自己的创作严责和文学追求。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大江从自我体验、探索思考出发,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的对峙模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边缘”意识既是大江从边缘出发把我社会本质特征的艺术手段的思想再现,也是他“怀乡情结”和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在这一文学思想上大江与莫言不谋而合,他们都利用民间来对抗中心,用邪劲来搅乱中心的节奏,这样使其文学在当今文坛独树一帜。
对于乡土文学作家来说,写好故乡那一片山水,那一方风俗并不难,难的是怎样赋予这个原乡一种普遍性,获得一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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