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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障的强制医疗程序 一、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特征 （一）重社会防卫 前文已经提及，由于精神病人控制能力以及意识能力的欠缺，偏离理性，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刑 罚的意义缺乏认识，因此，对犯罪精神病人科处刑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从这一点来说，强制医疗程序 着眼于对犯罪精神病人的特殊预防，并不是对其实施刑罚，是对他们再次危害社会可能性的预防。由于 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涉及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国外的强制医疗程序注重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 两者的平衡，典型的国家有如英国。在英国，1983 年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必须 入院接受隔离式的强制医疗，以保障公共安全。经过修订后，英国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引入了社区医疗和 康复中心，规定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前应首先尽可能考虑非强制性治疗的适用，只有在理由正当且 无其他替代性措施时才能对精神病人实行入院式的强制医疗。可见英国在对待强制医疗问题上注重寻求 个体权利与公众安全之间的平衡。之所以规定限制部分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将其置于医疗机构中强制医 疗，是因为其暴力行为已经对社会法益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法益不得已而为之。与其 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更偏重于社会防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1 、适用对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84 条：“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经法定 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的规定，可以看出 适用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必须具备实施严重暴力行为以及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两大行为要件。综观其他 国家的强制医疗程序以及国际有关公约，均规定强制医疗的对象是“因患有精神疾病，很可能即时或即 将对他本人或他人造成伤害”的人。可见，其他国家的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不仅包括已经实施了严重 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精神病人，还包括虽未实施社会危害行为但有迹象表明其对本人、他人以及社 会安全存在威胁的精神病人。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偏向于精神病人肇事后对社会 公共安全的保护。 2 、奉行入院主义。 与国外强制医疗程序的社区化、去机构化相比，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则奉行入院主义。凡是经法院决定符 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均应到强制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对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 疗的，强制医疗机构应当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言下之意，被强制医疗的精 神病人在人身危险性解除之前是不允许离开强制医疗机构的，可见我国采取的是不定期的强制医疗制度 。采取不定期强制医疗制度的深层机理是希望通过强制医疗彻底消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保护 社会公共安全。 3 、非诉程序设计。 虽然法律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设计为一种以各方当事人的参与和合议庭的审理为特征的准司法程序，但 其本质上与诉讼程序仍有较大差别。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依检察院的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审理中控辩 双方缺乏对抗、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申请复议权都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非诉性。 4 、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适用。 根据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 约束措施。这种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是什么，期限有多长，法律均未作出详细规定，这是立法设 计天平倾向于社会公共安全保护的表现。诚然，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是 为了保证强制医疗程序的顺利进行，这就与在审判前对可能会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 羁押一样。由于羁押涉及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新《刑事诉讼法》第 93 条已经增加了对羁押必要性审 查的规定，以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精神病人也享有人身自由权，若缺乏对临时保护 性约束措施的法律规制则可能会出现强制医疗程序领域内的“超期羁押”现象。强制医疗可分为保安性强 制医疗与救护性强制医疗。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的强制医疗属于纯粹的保安性强制医疗，这清晰地 表明其偏重社会防卫的一面。 （二）轻个体权利与社会回归 “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凡涉及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等重大法益的限制，必须由司法机关决定。这 样的做法才符合法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要求，尤其是像强制医疗程序这样限制公民自由的决定权力应不 可转让地归属于法院。”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设立之前，强制医疗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于“无法可依” 的状态，法的模糊性所带来的是国家对人权的恣意侵犯。正如英国学者格尔德在《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 》中所指出的：“在 20 世纪，精神病学曾被个别精神科医生误用，更严重的是有的精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