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doc

林毅夫：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 作者：林毅夫　单位：北大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村发展，是完成在2020年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使命中包含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三方面来论述农村教育和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将农民收入增长放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中来看，是一个相当戏剧化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底在农村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从传统的集体生产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这个生产制度的变革意想不到地带来了中国农村经济从1978年到1984年连续6年快速增长。在此期间，中国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7%，与1952年到1978年集体生产时期的年均2.9%相比，增速提高了1.65倍。这段时间农民收入增长很快：1978-1984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3.4%，高于城市一般工人和公务人员收入增长。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中国政府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信心，所以从1984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启动了第二阶段改革，将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进入第二阶段改革后，中国总体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78-2002年的24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高达9.3%，中国经济翻三番，即如果以1978年经济规模为100，2002年达到850，增速高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提出的20年时间翻两番的年均增长7%的速度。　　虽然中国总体经济发展很快，然而作为改革发源地的农村地区近年再度成为海内外关注焦点，“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去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社会上的一个共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农村。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今年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仔细分析“三农问题”，其实可以发现农业本身问题不大。从1978年到2002年的24年里，中国农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2%。从农业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农业能长期维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中国这24年平均每年的增长已经达到了6.2%。就是在大家认为三农问题很严重的1998到2002这五年，农业每年的总产值的增长也达到4.7%。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经验来看，这都是相当好的成绩。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真穷，反映的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真苦，反映的是农民负担很重，一方面收入低，另一方面还要交很多税费。但是这两者共同反映的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的问题。2002年数据表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702元，农民可用纯收入只有2476元，仅为城市居民的32%，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达到5226元。而且城市居民7702元收入基本可用于生活消费，而农村人均纯收入中，还要扣除一大部分用来支付生产投资、税费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1998到2002年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4%，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仅有3.4%，上述收入差距未来还可能继续扩大。因而，中国的三农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有些地区的农民收入甚至不能保证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　　如何才能根本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这方面的政策建议很多，包括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提高农业的技术投入和生产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等。仔细分析起来，这些政策建议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不见得能够持续推行。　　首先，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说，其实中国农产品价格提高的空间很小。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贸易自由化是世界贸易组织正在举行的“多哈回合”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可预期趋势是农产品贸易将越来越自由化。我国农民主要生产粮食，而我国粮食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价格，有些产品如玉米、小麦，价格有时还高于国际价格，因而在农业贸易将更为开放的前提下，基本没有继续提价的空间。更何况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会升值，进口的农产品的价格会更低，因此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相当有效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是很难继续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来长期使用。　　其次，给予农民补贴。由于这几年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社会上有许多呼声要求政府给予农民直接的收入补贴。这个政策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所允许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协议，规定中国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在2002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是27390亿人民币，8.5%即为2328亿。目前中国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只有780亿，即还有1548亿的补贴空间。但问题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