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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翻译学研究的互动性 摘要：阐述翻译学的学科历史与发展现状，以及翻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从五个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翻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认为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并推动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开展。在翻译学研究中， 应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以促进学科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翻译学；指导地位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工具，而语言学却是一门科学。同理，翻译是一种艺术，而翻译学却也是一门科学。人类翻译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翻译学却比较年轻，如今是高校外语学科谱系中的“朝阳产业”[1]。真正在科学层面上对翻译进行研究发生在二战以后，1972 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美国裔的荷兰翻译家霍姆斯（JamesS.Holmes）提交了《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文，被称为翻译学的独立宣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翻译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九十年代经历了一场关于翻译学科的学界大讨论 ，最终翻译学在高等教育体制中获得了独立学科地位。1993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了第一名用翻译研究作学位论文的博士[2]；1997 年我国内地第一个翻译系建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4 年正式建立独立的翻译学学科点（二级学科）；2006 年首次招收本科翻译专业学生；2007 年设置了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TI）[3]；此外也有学者呼吁给翻译学这一跨界学科以一级学科地位[4]。翻译学的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翻译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翻译的作用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时期尤其重要， 其功能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它与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和民族振兴息息相关”[5]，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很多时候都是和翻译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起源于欧洲的理论体系也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翻译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并推动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开展。 二、翻译学之于马克思主义 1945 年 5 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6]“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翻译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了头功，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没有翻译也就没有新中国。是翻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了中国，为中国带来了新思想，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新思潮，为中国青年指明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径。1903 年赵必振翻译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20 年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成为将其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这些译作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推动作用。然而，将马克思主义翻译到中国，远非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其中核心术语的翻译更是体现了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性 。例如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Proletariat”即是一个例证。“Proletariat”和“Proletarier”所表达的含义是城市里挣工资的工人阶级，其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这里有个范围限制，即必须是城市之中，但汉语中用哪个词汇来翻译该词却成了一个问题。德国汉学家李博考证了中国早期的一系列翻译方式[7]，如宋教仁的与日本译法一致的“平民”，以及朱执信自创的“细民”。而“无产者”的译法是 1919 年出现的，日本人 KawakamiHajime 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了这一译法。后来李大钊将这一词借用到汉语来， “无产者”或“无产阶级”逐渐成为“Proletariat”的标准译法。然而李大钊的“无产阶级”比马克思主义的 “Proletariat”含义要广，因为李大钊主张“无产阶级的中华民族”，即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民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声称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922 年 6 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当时对“ 无产阶级”的理解还是局限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理解与翻译却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惨痛教训，因为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力量较弱。然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却是革命的潜在力量，于是将农民也纳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样“Proletariat”终于有了正确的翻译方法，包括译语词汇的选择以及词汇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翻译过程其实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