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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权法上的用益物权制度 阅读次数： 504 口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陈 甦 一、当代中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由于在经济领域实行严格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土地只是作为由国 家计划支配的生产资料而存在。虽然宪法上仍然确定了土地权利制度，如规定了土地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 集体所有权，但土地所有权人以外的主体使用土地，不需借助于民事上的权利安排，而完全依赖于行政手 段。在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机制下，通过用益物权制度调整对他人土地之利用关系的必要性也已不复存在。 直到中国1982年宪法制定时，其第10条第4款仍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1]在这种宪法确定的土地权利体系中， 自然没有用益物权制度立足的空间。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也是用益物权制度不断形成、丰富和完备的过程。因 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成为必然，相应地，规范土地资源利用关系的民商 法律制度成为必要，其中用益物权制度尤为重要。 1979年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 5条第3款，即规定了 “场地使用权”可作为一种投资形 式。1983年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 53条又规定：“合营企业对于准予使用的场地， 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其使用权不得转让”。当时的法律对“场地使用权”的规定，是对引进外资过 程中土地使用的现实做法采取的一种务实态度，至于“场地使用权”是债权性质抑或是物权性质，并未加 以立法上的考虑。尽管如此，场地使用权仍可被认为是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的雏形。“场地使用权”是 中方向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形式，采取债权形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法律又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一般项目的 合营期限为十年至三十年，特别项目可以延长到五十年或五十年以上， [2]而债权性质的“场地使用权” 不便于长期存在，因此将场地使用权设定为用益物权便成为法律的必然选择。 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第2条第4款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 5款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o 1990年发布实施的〈〈城镇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一次按照用益物权的理念，较为系统具体地规定了国有土地使 用权制度。1994年颁布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其中对城市房地产开发中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也给予了进一 步的规范。随着土地利用实践的深入发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逐渐演化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随 着海洋采矿业的迅速发展，从事海洋采矿业，经常需要在海面、水体或底土上建造固定的采矿设施，为此 同样需要对特定海域进行长期排他性的占有使用。在近海或浅海中进行养殖、建造旅游设施等，也需要对 特定海域进行长期排他性的占有使用。这些经济活动促使中国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最终使得海域使用 权成为一种类似土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1 9 9 3年财政部、国家海洋局联合颁发的〈〈国家海域使用管理 暂行规定》，第一次有体系地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制度。 2001年制定的〈〈海域使用管理法》，将海域使用权 制度进一步系统化。[3] 中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农民对农用土地的使用，并不表现为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 体制改革开始后，在农村出现了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变革，其主要内容是将集体所有 的土地长期包给农户自主使用，允许并鼓励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积极性。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经营上的 法律主体，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关系采取了具有法律意义的形式。这样，在实践中对农民使用农用土地的权 利，便形成了一个通行的并且后来被法律认可的名称--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最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具有债权的性质，因为依据联产承包经营合同，发包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标的物（即农民承包的土地）， 仍有相当大的支配力，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体现的是集体内部分工、分配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这种内部关 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即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的效力，而并无对世的效力。农地使 用稳定性的经济需要以及作为承包方的农民权利安全需求，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债权性质向物权性质不 断演进。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即按照用以物权的理念建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明确规定土 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较长的存续期间（三十年），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制度上采行登记对抗主义。 可以说，在物权法颁布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用益物权立法，只是按照其类别分散规定在不同 的民事法律中或相关的行政管理法当中。 但从分散于各种法律中的用益物权制度来看， 也存在许多的问题： （1）用益物权法律规范散现于各种不同的法律中， 导致用益物权制度存在体系上的缺陷， 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