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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终止农村问题过度“政治化”（最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在整体上更有效率，社会 更具平等性，生态环境得到更大改善，推进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在具 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中，由于体制惯性和认识定势，再加上当下发展水平 的制约，我们很有可能发生导向性的错误。事实上，这种错误已初见端倪，需要 高度关注。 一、防止中国农业“日本化” 所谓农业“日本化”是指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甚小，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 成本高，消费市场上的食物价格高的情况。这种情况导致农业在国际市场没有竞 争力，也导致国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升高，降低了国民福利水平。据资料显示， 日本近年的恩格尔系数已升至 26% 以上，农产品进口依赖到 70% 左右。这种情况 对日本来说不是重大风险，但若发生在中国，就大为不同了。 形成日本农业现状的原因比较多，但主要是过分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特别 是曾出现对乡村旅游业过度扶持政策的现象。这导致日本农民在日本经济发达以 后，不愿意流转土地。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日本将农民问题过度“政治化” 有关。这种施政倾向的做法与后果还需深入研究，但从初步观察来看，处于转型 时期的任何国家，只要将农民问题过度“政治化”，就都存在预后不良，日本如 此，法国亦如此。 中国目前也在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有的地方则走过了头。以“全域旅游”、 观光农业为例，有的民俗旅游的民宿价格超过五星级宾馆，但还是得到了政府的 财政支持。另外，一些地方在农田搭建起的游客服务设施，在农业发达国家都十 分罕见。伴随“农业综合园区”建设的兴起，有的地方把土地切割的零零碎碎， 使农业“园艺化”，影响农业成本降低。 中国地域广阔，某些地方在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方面有明显进步，这本来是 一个好的趋势，但因地租率过高，使得相关新型农业主体很难盈利。因为承包权 不能流转，致使土地租期比较短，减弱了投资者的稳定预期，经济效益也不乐观。 二、如何绕开农民增收遭遇的“天花板” 农民增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随着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水平的提高，劳动 生产率也会相对提高。许多农业生产类型虽适合家庭经营，但土地投入在家庭经 营形式不变的情况下，其边际效率会下降，最终在经济上会遇到土地经营规模扩 大的“天花板”。农民的报酬主要决定于“工资”水平，与劳动投入有关。在市 场竞争中，虽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同样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时间也相对缩短，但 是收入反倒不能增长。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单位劳动时间的报酬会被市 场“平均化”。 在较长的时间里，日工资平均水平由比较稳定的外生因素决定，农业劳动时 间不增加，农场主的农业从业报酬就很难持续增长。正因为这种规律，近年来美 国农场主的农业从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已下降到 1/6 左右。美国农民其余 的收入主要来自就近兼业收入。就近兼业作为一种稳定的机制，有三个条件：一 是有非农就业岗位的城镇，不能离农场距离太远；二是农业产业链上数倍于农业 初级产品价值的加工服务环节价值主要在农村地区实现；三是农民作为利益分享 主体的农民合作社，必须在农业产业链上高效运行。缺少这三个条件，美国农民 收入就会存在很大问题。 中国已经遇到农民在农业从业中得到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的情况， 2008 年到 2017 年间，这一比重便从 48.7% 下降到 37.4% 。即使中国的农业规模 经营水平有所提高，这个比重仍可能持续下降。我们的问题是，前述美国农民兼 业的三个条件在我国很不充分，以致我们的农民主要是异地兼业，且把部分家庭 成员留在家乡。更麻烦的是，我国农业产业链的布局主要是“上浮”城市，而不 是“下沉”农村；产业链上的各类“龙头企业”是一般的盈利性企业，而不是农 民作为社员的专业合作社。我国目前没有支持农民通过合作成员身份分享农业产 业链价值增值的强大平台。撑起这个平台很有必要，但现实却与需求相差甚远。 三、避免农村公共服务低效率 乡村振兴的实际工作之一是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村 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有效建设和使用，是相当普遍的问题。效率问题与农村人口布 局和居住形态有关。 尽管阻力因素很多，中国的专业农户终究还是会选择小规模居住方式。专业 农户需要各种仓储设施，有的还需要特别生产设施。留住农村的非农业居民一般 不会与这种专业农户为邻。发达国家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