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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不起诉制度的特点及救济途径 一、不起诉的特点 我国不起诉制度基于我国的社会状况和文 化传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 客观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起诉内容的广泛性 为提高诉讼效率，保证诉讼质量，各国的不 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应用较广， 但在立法中规 定的比较简单。一般在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 两类不起诉：如日本、德国、韩国在立法中 规定了法定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而英国、 法国在立法中规定了法定不起诉和存疑不 起诉。我国的不起诉不仅吸收了免予起诉的 合理内核，保留原刑事诉讼法中的不起诉， 又增加了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 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起诉。 这样，我国不起诉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而 且具体规定了各种不起诉的操作程序， 便于 司法实践中操作和适用。 不起诉主体的独占性 各国的不起诉权都由检察官行使，但都受到 一定的限制。如法国检察官只有不起诉的建 议权，而没有决定权，由预审法官决定 ;日 本检察官有不起诉的决定权，却受到“检察 委员会”的审查，一定条件下还受到法院的 审查。因此，其不起诉的主体不具有独占性。 而我国的检察机关是独立行使法律监督职 权的机关，既不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也不 依附于法院系统，独享不起诉的决定权和审 查权。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2款赋 予公安机关免予起诉的建议权， 而修改后的 1996年刑事诉讼法则让人民检察院垄断不 起诉权，即使由免予起诉衍生的酌定不起诉， 公安机关也无建议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 人民检察院审查时，只能写出起诉意见书， 而不能提出不起诉意见。 这是我国刑事诉讼 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分工负责 原则的具体表现，有利于加强检察官的工作 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当然，被不起诉人、 被害人和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 的监督、制约并非是对不起诉权的分割，检 察机关是我国有权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唯一 主体。 不起诉程序的民主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的修改， 强化 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决定不起诉的程序方面， 诉讼民主表现得 最为明显。首先，在决定不起诉前，要听取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委托的人的意见 ； 其次，在决定不起诉后，被不起诉人、被害 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 ；再次， 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 也可以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复核；最后，被害 人不同意不起诉决定的， 就同一案件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而且，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将有 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这表明在公诉 案件转为自诉后，为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有将其收集到的证据材料移送法 院的义务［1］。 二、不起诉的救济途径 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不正确， 应 当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救济， 以保障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的公正，这种救济途 径意味着对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的限制。 如果说，审检分离，不告不理意味着检察机 关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以此防止法院滥用 审判权，把不该进行审判的人定罪量刑，那 么，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也必须有所限制， 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以免放纵犯罪分子， 使之逃脱法律的惩罚。因而从制度上规定对 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是非常必要的。新刑诉 法对不起诉的救济途径作出了明确规定。 我 们认为，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按主体可以分为 以下二类 当事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这是指被害人、被不起诉人作为案件的当事 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依刑诉法规定的救 济途径自己寻求救济。 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中遭受侵害的一方，因 而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有错误， 被害人的利益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犯罪嫌 疑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被害人会首先强 烈不服。因此，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尤为 重要。新《刑事诉讼法》第 145条对此作了 明确规定，明确了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有 两条：一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如果检 察机关维持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被不起诉人的救济途径 新〈〈刑事诉讼法》第146条实际规定了被 不起诉人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微罪不起诉的 决定不服时的救济途径。检察机关依据《刑 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作出的不 起诉决定，是基于确认被不起诉人有犯罪事 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虽然不同于原刑诉法中 免予起诉的有罪处理，是一种无罪的处理决 定，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的人身、财产也 不能作实体上的处分，但检察机关对被不起 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 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有权提出检察意见移送 主管机关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被不起诉人 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事实， 因而不服检察 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的， 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 通过此途径来寻求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