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的认同.docVIP

精品文档（可编辑） 值得下载 通识教育：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的认同 摘要：执校西南联大的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是否具有通识教育的理念与认同（尤其是张伯苓是否赞成通识教育），是西南联大史研究中的一个命题。西南联大能够实施通识教育，深层次上的主要原因是居于西南联大最高领导层的“三常委”有着通识教育理念的认同。这种认同，集中体现在：“发展个性，完善人格；健强体魄，担当重任；文理兼融，博通为先；团体协作，消除涣散；陶冶情操，提高素养”五个方面。它表明西南联大要培养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品行高尚、判断独立、身体素质良好、情趣丰富高雅、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全面发展的人。西南联大人才培养的成就及其学子的成长体悟，充分说明通识教育是高质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西南联大；“三常委”；通识教育；办学理念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142-06 一、 问题的提出 通识教育，作为西南联大一种鲜明的办学理念，已为学界所公认。但对此公认缘故的探究，学者的结论，目前主要归于相互关联的三个因素：一是在以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以下简称“三常委”）为核心的联大最高决策层常委会中，因蒋梦麟和张伯苓身兼他职，不常在昆明，梅贻琦成为西南联大校务的实际主持者；二是通识教育是梅贻琦大学教育思想的核心，[1]（P52）实际主政联大的梅贻琦于办学中体现通识教育的主张是为必然。三是蒋梦麟、张伯苓十分信任梅贻琦的人品与才干，他们对梅氏管理西南联大均持肯定态度，从而不大关注联大事务。这三个方面概括起来，核心之意即是：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实行，缘于梅贻琦坚定的通识教育思想和主政联大的实情，缘于蒋梦麟、张伯苓无暇顾及联大校务以及对梅贻琦的充分信任。 然而，如果对这些结论性因素做一定深入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以下欠缺：一是联合办学的西南联大，实行的是合议制的常委领导体制，蒋、张因故不能出席日常最高决策的常委会，事实上一般都有他们指定的代表出席会议，以体现本校意志。况且从史料记载和对联大校友访谈得知，此间蒋梦麟在昆明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张伯苓于前期也不时在联大。①若仅以此说明梅贻琦“通识教育”思想成为主导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的办学因素，理由不够充分。二是蒋梦麟和张伯苓信任梅贻琦，固然有着对梅氏人品、才干的认可，但同为教育家的蒋、张二人倘若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上与梅氏有着根本的分歧，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的理念能否顺利实施，值得商榷。 事实上，一所大学高层办学理念的相通或相近，才是办学成功最基本的前提和最基础的因素。这对处于联合办学的西南联大尤为重要。办学理念涉及如何看待大学、如何办大学的思想观念。不同的办学理念产生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又有着不同的办学方式。显然，办学理念的不相通或错位，产生的将是“分力”，而不是“合力”。因此，办学理念有着高位的支配性，制约和影响着办学的具体措施和行为。西南联大能够实施通识教育，深层次上的主要原因，是要看居于联大最高层的“三常委”是否有着通识教育理念的认同。 二、通识教育对“三常委”的影响 通识教育，亦称“自由教育”“普通教育”“一般教育”“博雅教育”等，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教育思想。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就其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人都必须接受的、不直接为学生将来的职业活动做准备的那部分教育；[2]（P26）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以通识课程作为载体和媒介，其课程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知识领域；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通过使学生获得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以及丰富高雅的情趣，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3]（P17） 1914年至1944年，美国以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院校为代表，掀起了第一次通识教育高潮。这场旷日持久的“高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17、18世纪以来，受工业革命的冲击和影响，科学日益进步，科学与技术结合越来越紧密，使学科不断分化和知识日益专精，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分工也日益加快，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然而，工业社会专业化的分工，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人却成了机器的附庸和奴隶。工业生产过程的狭隘专业化，很快发展为教育的狭隘专业化，反映在大学教育上即为：科学技术科目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注重理智发展和个人完善的自由教育传统面临来自专业教育的严峻挑战，工具理性、实用哲学、功利主义逐渐占上风。大学专业教育发展所出现的弊端，一直受到一些学者的诟病，而重拾中世纪欧洲大学形成的“自由教育”理念成为一种反对专业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