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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能力现代价值 所谓权利能力,就是由法律所确认的享 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资格,是参加任何法律 关系都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不 具有权利能力，就意味着没有资格享有权利 甚至也没有资格承担义务。［1］历史地看，人 格乃至权利能力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而时至 现代，人人平等已经是社会的基本共识，我 国台湾［2］和大陆［3］均有些学者认为权利 能力已经无存在之必要；也有学者认为应对 其进行革命，例如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 力始于受精,不设定终止期。近年来,清华大 学马俊驹［4］、北京大学尹田［5］、中国政法 大学李永军［6］等著名学者对权利能力也都 有深入论述。本文仅在简要回顾权利能力缘 起及其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就权利能力存在 的现代价值谈点陋见。 本人认为，在现代，生 命法的发展以及民法与环境法的交融 ，使得 权利能力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代价值。 权利 能力的缘起及其历史价值。 通说认为，权利能力这一概念是由奥地 利民法典首先创造并使用的，而在此之前， 并无权利能力这一概念，仅有人格的称谓。 [6] 始于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其重要的特点 就在于人与人格的分离。在罗马法中 ，有三 个关于人的概念，即霍谟、卡布特和泊尔梭 那。Hom德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其拉丁词根 的含义原为血肉之躯，用来表示具有客观实 在的人形的生物实体，但不一定是权利义务 主体。如奴隶属于homo,但他们不能作为权 利义务主体，而只能作为权利的客体。Caput 原意是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古罗马时代 ， 户籍登记时每一家长在登记册中占有一章 ， 家属则名列其下。于是caput被转借指权利 义务主体，只有家长才是权利义务主体。 Persona是从演员扮演角色所戴的假面具引 申而来，表示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7] 假面具可用以表示剧中的不同角 色，persona也就用来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 种身份，如一个人可具有家长、官吏、监护 人等不同的身份。罗马法上与人格有关的 persona 一词，后来成为现代法理论上人 格”的辞源。在罗马法上，一个人必须同时 具备自由人、家父和市民三种身份，才能拥 有caput,即在市民名册中拥有一章的资格 才是罗马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否则，就是奴 隶，或是从属者，或者外邦人。可见，罗马法 并不是所有的自然人都具有人格，而是因具 体的人的家族血缘、性别、国籍以及是否为 被解放的奴隶等身份要素的差异而有所不 同。罗马法还创立了名誉减损制度和人格变 更制度。正是通过对不同身份的人的权利资 格的界定，罗马法在人类法律发达史上第一 次构建了 “法律人”，使“法律上的人”与 “生活中的人”泾渭分明。 罗马法中的人格 制度的基本价值在于区分自然人不同的 社会地位”，“是一种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 的法律技术工具。” [5] 尹田认为，民法上的人格理论是一种 “死而复生”的理论。因为，当欧洲进入中 世纪以后，另具特色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得 以建立，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和制度随之寿终 正寝。自中世纪后半期以来，尽管“人格” 被作为一个哲学或者伦理学上解释“人” 的本质属性时常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并未 被引入法学领域而成为一个法律术语。 而经 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欧洲资本主义 国家，倡导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根本不需要 制作任何表示某种身份或者地位的面具配 发给每一个生而自由的人。因此，在法国民 法典以及早期各国民法理论中，不存在人格 的概念。事实就是，当近代各国以其宪法、 法律宣称“人人平等”之后，毫无必要运用 一种徒增繁琐的法律技术再将“人格”赋 予每一个人。换句话说,作为身份区分工具 的“法律人格”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应当 毫无使用价值。[5] 尹田认为，从古罗马的故纸堆里发掘其 人格理论，并将之作为法技术手段有条件地 重新利用的工作，是由德国人来完成的。德 国人让古老的人格理论死灰复燃的目的 ，当 然不是为了给相互平等的自然人重新带上 身份区分的面具，而是为了将这一经过改造 的面具戴到某些“适于成为交易主体的团 体”的脸上，使之与其他团体相区别，而这 些拥有人格面具的团体，就是被称之为法人 的那些社会组织。人格的身份区分功能由此 在另一种意义上得以复活。 德国民法对于团 体人格的塑造，纯粹是为了满足经济生活的 需求，其欲达到的目的，是使构成财产集合 体的资本与投资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通过 一种抽象的拟制方法，赋予具备特定条件的 团体以一种与投资人相区分的法律地位 ，使 之成为财产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独立承担者 借以限制投资人风险，鼓励投资积极性。所 以，在其本质上，法人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 而法人之所谓“人格”，不过是被用作区分 或者辨认团体有无民法上独立财产主体地 位的纯法律技术工具而已。［5］事实上，德国 民法在创制团体人格的同时，小心翼翼地避 开了 “人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