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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唐初的文化教育与人才选拔 　　摘要：有唐一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由初唐开始的国家层面的文化教育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以唐太宗和武则天两个时期尤为关键。初唐皇帝的着眼点是人才选拔，为此，他们大力倡导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 　　关键词：唐太宗；武则天；重文兴教；科举制度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奠定这个基础的则是由初唐开始的、由国家策动的兴旺发达的文化教育。当然，就其统治集团而言，兴文教的目的功利性很强，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 　　一、太宗皇帝真长策 　　唐太宗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继位后，即采用招贤、科举、制举、荐举、自举等一系列措施来选拔人才。这里主要介绍以重文兴教为内容的招贤和科举。 　　其一，招贤办学。 　　早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就以秦王身份，开文学馆，广延四方之士。在他麾下，集中了所谓“十八学士”（十八位大知识分子）的强大智囊团，计有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咨典签苏颋等18人。“十八学士”在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的政治斗争中，在唐初统一战争中以及在贞观初年的治国理政活动中，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做出了重大贡献。 　　武德九年九月，即唐太宗刚登基第二个月，他就下令“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2]，表现出求贤若渴的精神。 　　弘文馆成立不久，李世民又下令要求三品以上的大臣将子孙送到弘文馆拜师学习。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大臣们带头在全国掀起一个读书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以报效国家的热潮。他向中书令岑文本发表了这样一段精彩议论： 　　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3] 　　是论阐明了他要求人人都要读书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将来是国家的栋梁）要积极读书求上进的道理。 　　由于唐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4]，而他自己又曾长期体验到重用读书人的甜头；因此，当他掌握到国家政权后，便决心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来培养人才、发掘人才、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他把“德行”及“学识”作为衡量人才的两大标准。 　　为了得到国家急需的大批优秀人才，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下诏尊孔读经（为此而统一了经学），并广招天下儒生，给他们衣食和车马费，让他们到京师来，或选为国家官吏，或进入国学（即国子监）本部学习、提高。为此国学本部特增一千二百间房舍来接纳天下儒生。国学本部容纳不下，唐太宗又下令开放太学、四门、广文等学馆（当时均为贵族和官僚子弟的学校），招收生员；又在书学、算学等专业学校设置博士（高级教师），对外招生。当时，国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包括本部（亦称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类学校。唐太宗又下令在地方设州学和县学两级学校，又在“诸州置医学”。这样，在唐太宗的力促下，唐朝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中央、州、县的三级官学制。从汉武帝时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官办学校教育体制，由此得到法律意义上的承认与完备。 　　唐太宗十分关心学校教育，自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以来，多次亲临国学视察，兴致勃勃地观听祭酒（国学的长官）、司业（国学的副长官）、博士讲述儒学经典。为了表示尊师重教，他每次视察国学，必向教师们赐送御帛一束。 　　唐太宗尊师重教在当时是全国皆知的。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他下诏说： 　　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况朕接百王之末，知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末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师之位。[5] 　　由于唐太宗的提倡，全国上下兴起了读书的热潮。好学上进，迫切希望为国家效力的莘莘学子背着书籍，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赶到州、县，赶到京师求学；即连吐蕃、高昌等边远民族地区以及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邻国的贵族子弟，也纷纷前来唐朝国都求学。其时，在国学中，读书的、讲学的接近一万人。长安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学府，也是最大的国际学府。 　　唐太宗从抓教育入手，来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积累人才，储备人才和选拔人才，反映出这位古代人本主义者卓越的文化胆略和远大的政治眼光。 　　其二，科举考试。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设科考试，择优录用的选官制度。其基本方法是分级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隋炀帝时始设进士科，用考试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