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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 　　摘要：明清晋商巨贾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实体，而是依附明清帝国国家机器生存的商政或政商勾连一体的政治性经济怪物。晋商好儒，但“好儒”的功利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义”与“利”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明清商人所宣扬的“以义制利”并不具有普适价值，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普遍践行和遵行始终。晋商“商政勾连”违法、“亦商亦官”违制（礼制），是毋庸置疑的；而晋商“助清灭明”恶劣行径更是在根本上冲决了儒家伦理之底线。“儒商”看似高尚的标签，其实“儒”正是明清商业大亨得以与“政”勾连的“共同文化”基础。“儒商”实为愿与官场勾连之明清商人的总概括。此外，“好儒”之晋商常常僭越礼制，崇拜和迷恋儒“士”之奢靡的心态暴露无遗。明清晋商的可敬之处是所谓“诚信”，然而他们对于相关方的“诚信”因“人”而异，呈现出的是因“时”便宜、善恶不分、亦善亦恶的多重“选择性”面相。 　　关键词：商政勾连；儒商；儒家伦理；以义制利；诚信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编号：1674-9170（2018）01-0076-09 　　学术界讨论晋商衰落原因的文献很多，切入点各不相同。其中，有不少学者认为，晋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体”造成的。例如，刘宝宏和卢昌崇认为：“明清晋商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并为之服务而兴盛，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晋商也必然祸及自身。”[1]无疑，“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体”是造成晋商衰落的原因之一，甚至是最为基本、最为直接的原因。但问题在于，习孔孟之道“以义制利”的“儒商”，为什么会干出“官商勾结”相互利益输送的卑劣勾当？毕竟，利益输送、贿赂官员或商政一体利益均沾，在今天看来是违法的，在明清也是不合法的。那么导致晋商谙习且热衷”商政勾连”这种致使自身“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经商之“道”的文化秉性或文化基因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究问的根本性问题。 　　一、晋商崛起和消亡的原因 　　正如赵荣达和郭玉兰指出的：历史上，“晋商是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应当说这也是晋商前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晋商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却渐渐地发现了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晋商对于特权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偶然、无意地享受到自觉、刻意追求的过程”[2]。完珉指出，“执五百年商界牛耳的晋商，与明清的政权难分难解。”“翻检晋商各大家族历史，越到王朝后期，朝纲混乱纲纪废弛，就越可见政商互结、官企不分”。[3]总体而言，历史上的三晋普通商人“诚信、勤劳、节俭”是其本质特征和生存法宝；而三晋商人中的所谓“晋商”巨贾却是以商政勾连方式获得特许经营从而攫取巨额利润崛起的。张华强指出：“明朝时他们通过为政府运输军粮获取‘盐引’，曾经垄断了巨大的商业资源；由于在明清交战期间建立的良好关系，晋商又受到了清统治者的礼遇，被奉为‘御用皇商’，最终修炼成为主宰大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4]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直至“晚清之际，对商业的性质与商人角色的认识仍未有根本性的变化。轻商之风气实际上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5]。处于“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面对严格管控，私商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不但在经营货物范围上，而且在经营区域——包括地方辖区和边境国际贸易——上都须获得官府许可或默许，阿谀贿买官家无疑是便宜之径；而明清帝国或因战争或因天灾财政匮乏及物资转运难以为继时，倚重商帮雄厚财力和无处不达的转运能力，也是不可为而为之的现实选择，更何况官僚可从中获取巨额不法利益。因此，明清时期的“商政勾连”在主动性意义上是双向的。“晋商从开中法起登上商界舞台，由此形成不同寻常的官商关系。而他们结交官吏、谋取利益的过程就是寻租的过程。”而商政“双方互动合作从而形成的長期合作关系就是政府与盐商的设租-寻租关系”[6]。显而易见，这种“寻租”是双向的。谋取不当利益的封建商人总是在单向利用官方与官商双向利用中交替前行。 　　张正明指出：“封建社会的商人大多与封建政府有着特殊关系，而山西商人尤为突出。”[7]在大清帝国如日中天之际，晋商可谓如鱼得水，资本和经营规模迅速扩张。进而商政通吃，使得晋系商帮盖过了其他所有商帮——包括徽商。“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不但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而且还施尽手段结交在任的王公大臣。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等等，可谓是‘一个成功的票号背后总有一位大官员’。”[2]到太平天国后期，“晋商票号的掌柜们越来越热衷于结交清廷的王公大臣、各地的封疆大吏，与其称兄道弟，关系非同寻常。晋商后期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买官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以官商身份更好地获取经营上的特权地位”[3]。依附官府、依附官员乃至亦商亦官双重身份是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