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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管理中如何践行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一、城市治理： 街头官僚与群众路线 　　如何在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新的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体制[1],是我国社会治理机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构成新中国独特的国家性质的一部分，而其动员机制则协助国家权力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新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全能主义 形态[2],几乎所有公共事务都被纳入到了政府管理之中，因此，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改革开放后，中国告别了全能主义 ，作为一种组织路线的群众工作方法，其重要特征如动员已随着群众运动的式微而逐渐丧失； 作为一种 的延续，也面临着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变化的挑战，转而更加注重法理型权威的建设。与此同时，群众路线内部的制度建设得到了加强，中心工作、综合治理等机制越来越完善，行政理性化进程快速推进。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政府管理既无可能也无动力应对一些新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作为对这一进程的反应，国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 　　本文将讨论当前的社会治理机制是如何实践的，具体而言，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之间是如何衔接的。如果说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了原有的全能主义 的特点的话，那么，后者则回应了去 化的 现状[3],两者的结合体现了群众路线在当前社会治理中的嬗变。其中的复杂逻辑既体现在行政组织的制度架构上，更体现在一线行政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行为逻辑中，因此，这里将运用街头官僚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展示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机制。1980 年，利普斯基（ LipskyM） 出版了《街头官僚： 公共服务中个人的困惑》一书，标志着街头官僚理论的正式建立，此后，街头官僚成为公共行政学的重要研究领域[4].街头官僚是指那些在工作中同公民直接交流，并且在执行过程中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公共服务人员，典型如警察、公立学校教师、社会工作者、公共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收税员等[5]（ P3）.大多数街头官僚研究认为，街头官僚与其他层级的官僚相比，他们更依赖于自身的经验、技能、专长和价值观行政，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具有很大的政策制定能力[5]（ P13 -16）. 　　 　　西方的街头官僚理论主要是基于福利国家的经验，即绝大多数行政事务由经过改革的社会部门执行，因此，对街头官僚的认识夹杂了新公共管理学的内容。倡导效率，主张引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引入竞争以及将公众视为顾客---很大一部分街头官僚的研究文献集中于对官僚、组织及顾客特征对政策执行的探讨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兴起，公共行政学的范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治理理论试图融合价值与效率，主张去中心化、多中心治理， 夸大市场作用，进而塑造多层级的治理结构[6].在此情况下，街头官僚研究重新审视了微观关系网络对街头官僚进行相对自治的重要性，街头官僚在地方治理的外围新兴空间更具公民进取精神（ Civic Entre-Preneurship） ,认为自由裁量权并非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街头官僚自我保护的机制，相反，这是他们为公民利益服务的积极因素。 　　我国的行政系统并未深深卷入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其特征更接近于典型的 行政，即在公共行政的技术上存在一个单一中心的全能主义执行机构，由它负责决策和执行，在目标上追求行政的全能化，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7].但是，正如 （ 2007） 的研究所示，除了中央集权，新中国的地方治理大量采用准官员和半正式的行政方式，是简约主义的，具有鲜明的反 特征。由于基层半正式行政普遍存在，且为 行政体制所承认，因此，一线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很强的合法性，政策执行中的变通以及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是基层行政的常态，街头官僚现象广泛存在。 　　自由裁量权是街头官僚的首要特征，一方面，这是施瓦茨所言的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这也是街头官僚工作环境特殊性的必然要求。街头官僚是一个由空间关系来定义的概念： 街头官僚工作的主要形式是一种面对面（ face to face） 的权力实践，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化[8].由于街头官僚处于官僚体制的最底层，执行工作时缺乏专业支持和指导，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技能、专长和价值来判断与决策。 　　在群众路线的谱系中，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是允许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无论进行何种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9]（ P897 -902）.因此，新中国的国家治理很重视从基层工作和群众智慧中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