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胡风的“宗派主义”-现当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docxVIP

解读胡风的“宗派主义”-现当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胡风从日本回国后, 一开始与周扬的关系并不坏。 正是周扬带着鲁迅去看他, 后来又是周扬通知他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 不过, 在冯雪峰离开上海后 ,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 据梅志 《胡风传》 的说法, 起初, 周扬把鲁迅不听指挥的原因归之于冯雪峰, 现在, 又把原因归于胡风。 然而, 两人关系的恶化还是从两个口号 论争开始的。 　　一 　　胡风在 《 》 中说, 冯雪峰认为 国防文学 的提法不大好, 让他重提一个。 为此, 胡风想出的口号是民族解放 的人民文学 , 冯雪峰又将这一提法修正为 民族 战争的大众文学。 鲁迅同意了这一提法, 并让胡风写文章发表出去。 由此可知, 胡风在 《 向文学要求什么》 提出这个口号, 绝非一时冲动, 自作主张, 而是遵鲁迅之命的。 　　由于胡风写了这篇文章, 犯了 国防文学 派的众怒。 周扬、 徐懋庸等认定是胡风从中捣鬼, 左右了鲁迅的看法, 用徐懋庸的话来说就是 将鲁迅据为私有。 鲁迅后来不得不在 《答徐懋庸并关于 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声明:口号不是胡风提出的,是几个人共同商议的,茅盾也是商议者之一,胡风那篇文章也是我请他写的。 　　从表面上看,鲁迅这篇文章平息了一场风波,还了胡风一个公道,也迫使国防文学派偃旗息鼓。 　　然而, 从周扬、 茅盾后来发表的文章看, 他们依然认定胡风是一个不团结的因素; 依然认定, 如果不是胡风从中挑拨, 鲁迅是不会另提一个口号与 国防文学 相对抗的。 　　其实, 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恰恰反映了周扬、 茅盾、 徐懋庸等人具有浓厚的宗派意识。 胡风在文章中提出新口号, 原本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如果大家胸怀宽广, 能容纳不同的看法, 两个口号完全可以共存互补。 所以, 鲁迅认为, 当胡风文章发表后, 徐懋庸之流的暴跳如雷, 大加挞伐, 恰恰暴露了他们自身的宗派意识。 　　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 他们既说这是 标新立异, 又说是与 国防文学 对抗。 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 　　遗憾的是, 鲁迅的文章未能洗涮强加在胡风身上的宗派标签。 直到多年后, 每当有人想向胡风泄私愤时, 他们总还习惯性给胡风戴上 宗派主义 的 帽子。 　　因为胡风主编的 《希望》 发表了批评姚雪垠作品的文章, 姚雪垠后来至少三次撰写长文攻击胡风和所谓的 胡风派。 他给胡风定的最大罪名就是 宗派主义。 　　在和胡风派的这场论战中,姚雪垠的自相矛盾、蛮横无理表现得让人触目惊心。 　　1943 年, 姚雪垠在 《新华日报》 副刊发表 《需要批评》,其中写道:文坛上如果没有批评,固然可以万邦协和,相安无事,但进步也不免停滞起来。 　　批评不是相轻,而是相助。是求好的得以发扬,坏的得以改正。 　　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惟作家感到寂寞,读者也感到莫知所从;书店但见新书充栋,鱼目混珠,到结果会使大家都厌倦起来。几年来,我有一个意见,这意见也许会被有些写作朋友认为是幼稚浅薄。 　　我认为,一部作品,当没有发表的时候,它属于作者所有,和社会不发生关系;但发表之后,它便不属于作者,而属于社会,起码是和社会发生密切关系。 　　因此作品出版之后,作者应虚心地听一听社会上舆论如何,正确的批评如何,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 　　倘若批评家指出来真正毛病, 作家应该毫无吝惜地将原作加以修改 ,好让这作品对社会发生更好的影响。 要知道孩子长大是社会的, 做母亲的应该贤明, 不要溺爱, 不要固执。 　　在 《现代田园诗》 中, 姚雪垠再次呼吁作家要养成虚心接受真正批评的好态度。 　　姚雪垠承认作家 需要批评, 还要有接受批评的雅量; 但真的受到批评时, 他就坐不住了, 开始脸红脖子粗地和对方争起来。 　　其实,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一开始并未注意到姚雪垠的作品, 也未撰写有关评论文章, 但在姚雪垠看来, 这种不批评竟是一种 默杀:。 《牛全德与红萝卜》 在重庆发表之后, 正与当年 《差半车麦秸》 在香港发表之后的情形差不多, 在全国青年中获得了很多读者, 几乎到处都在谈论着这部作品。 　　然而胡风先生在沉默着, 这沉默叫做 默杀。 为着忠实于事实起见, 我不必以虚伪姿态来一套客气。 不管 《牛全德与红萝卜》的成败如何, 在当时被国内广大读者群所偏爱或重视则是事实。 在恩施, 报纸上曾有论战,有人说它是怎样了不起的作品,有人说他是模仿苏联的名著《毁灭》。 　　于是后一派就遭受前一派的批评谩骂。在河南。 　　一个流亡的省立师范因为不容易获得后方的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