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服务经济时代的发展与开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docxVIP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智库言论 第 8 期（总 562 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9年 4 月 30日 江小涓：服务经济时代的发展与开放 近日，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教授，应邀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做学术讲座，主题是“服务经 济时代的发展与开放”。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主持讲座，副理 事长张大卫、 韩永文及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江小涓教授的主 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及其原因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已经历 10 年下行期。依据改革 开放 40 年统计数据，对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与国内生产总值 （ GDP）相关性逐一分析，表明：第一，净出口与 GDP 增长相关 性不显著。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与 GDP 增长率两者相关性不 强，有时同步，更多时段反向相关。第二，消费贡献率与 GDP 增 长呈反向相关性。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与 GDP 增长率在大部分时 －1－ 段均显示为负相关性。第三，投资与 GDP 增长高度相关。资本形 成总额贡献率与 GDP 增长率在大部分时段高度吻合，基本一致。 所以，通过增加净出口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并不可靠， 随着资本边 际收益递减，继续加大投资对 GDP 增长的效应也较为有限。 从人口红利角度看， 自 2006 年以来，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 人口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都一路下行， 2012 年起进入负增长，这 是导致经济下行的确定性因素。我国的人口抚养率近 40 年经历了 由低到高的过程， 特别是老人抚养率越来越占主要地位， 也加大了 社会心理压力。 同时，国际经验也并不支持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近 20 年来，从相关性上看，研发强度高的经济体增长速度较低。日本研发强度高，但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低位徘徊。 历史数据显示， 二战以后表现较好的经济体一般能够维持两到 三个十年的高速增长， 第四个十年开始下行。 这些国家共性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后， 服务业因其低效率而拉低经济增长速度；二是产业升级后，可引进的技术存量减少，自主研 发增加，效率改善放慢。 40 年来，中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稳步上升， 2012 年成为第一大产业， 2015 年比重超过一半， 2017 年贡献率达到 59.2%，服务业就业占比已达 61.5%。一般认为，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且占 GDP 的比重超过 50%，该经济体就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因此，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二、经济结构变化及服务业增长的影响 根据国际经验， 服务业占比的上升与经济增长的下降几乎完美 匹配。自服务业占比超过 GDP 一半起， 服务业增长与 GDP 的增速 － 2－ 之间呈现“喇叭口”的关系，直至服务业比重稳定为止。中国近年 的表现符合这一规律。 不同阶段的学者研究均认为服务经济是低效率的。 质疑服务时期（ 1700－1850 年），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指出，服务产出非实物，随生随用随灭。服务泛在时期（ 1850－ 1930 年），巴斯夏、卡尔松把各种生产都归为服务， 认为现场服务低效率， 不能广泛运用机器设备。第三产业时期（ 1930－ 1960 年），费希尔等通过测 度认为服务业是低效率的。服务经济时期（ 1960 年起），服务经济研究的开拓者富克斯、 鲍莫尔把现代经济增长乏力归因于服务经济比重的上升。 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中， 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服务业，但产出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高成本病出现。 服务业何以低效率？一方面， 许多服务业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 “面对面”“同时同地”，如教育、医疗、艺术表演、保安、保姆 等，无法像制造业那样使用高效设备大批量生产，没有规模经济， 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 另一方面，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要求近似报酬， 服务效率低但工资水平不能低，导致其与商品相比价格日趋昂贵。 例如， 1984 年 17 英寸黑白电视 1000 元 /台，保姆 500 元 /年，两者价格之比为 2:1；2018 年 32 英寸彩色电视 1000 元/台，保姆 50000 元 /年，两者价格之比为 2:100。相对于制造业效率提高很多倍而言，服务业工资水平上升了很多倍，但产出水平几乎没有提高。 中国会否遵循先行者的轨迹，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后， 高强度的 创新也无法维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我国情形可能不同， 因为我们处于新的时代。 －3－ 三、新服务经济时代：技术赋能、高度联通、提高效率 技术赋能服务业可以大大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从而可能在 新服务经济时代实现较快增长。 以往服务业不能支撑较快增长， 因 为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 新技术是联通技术， 可以 用于服务业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当前的联通技术发展与应用都十分 快速而广泛，如数据 +智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