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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拓《熹平石经 #183; 春秋》残石拓片 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由大学者蔡邕等奏请灵帝同意 , 从东汉熹平四年（ 175 年）至光和六年（ 183 年）历时九年，将《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文字校勘正定后书丹刻石，凡六十四石，计 200910 字，立于都城洛阳南门外原太学门前。据《后汉书》 记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石经碑面无纵横界格，系一字隶书直下行文，故也称“一体石经” 。根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 35 行，每行 75 字左右，为标准的八分体隶书。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 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后又屡遭破坏，几乎毁坏殆尽。自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于洛阳太学故址，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除现收藏于西安碑林、上海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外，有的已流失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原石久佚，传世所谓旧拓者皆宋、明重刻本。 关于洛阳汉魏故城及其太学遗址，文物考古专家论述较多。 关于熹平石经残石研究， 以 1957 年出版的马衡先生遗著 《汉 石经集存》为当时学术研究之最。民国以来，随着熹平石经残石继宋代以来的第二次大量出土，石经残石被金石学者视若拱璧，古玩商人争相收购，收藏大家竞相追逐，使石经研究成为上世纪初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出土众多的熹平石经残石里面，有一块引人瞩目，那就是现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熹平石经《春秋》残石。 一、关于该残石的基本情况（一）出土及购藏经过。根据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介绍，该残石出土于东汉洛阳城开阳门外太学旧址——洛阳城东南十八里之碑楼庄朱家疙瘩，内容为 春秋公羊经，表里镌刻，背面高 49 厘米，宽 48 厘米，两面 共六百二十四字，是千年以来所出土最具代表性的石经。由 沾化李杏村于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年)购得，卅八年亲携来台，民国五十三年李氏因年事已高，以此国宝藏诸私家不如归诸 公有，乃由立法委员会王广庆先生居间，复得政务委员叶公超先生赞助，由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以象征性之价格，即新台币二十三万元有价捐赠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终使辗转流离之国家重宝为博物馆永久保存。自此石经遂能公开展示。该馆为使石经及其书体之美普及于世，请由专家精拓模板印行，于 1981 年出版《汉熹平石经》字帖，使人人得以目睹 千数年之国宝，并可追抚古人之遗墨。 （二）目前保存现状。该石目前存放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由黄色锦缎 盒包装单柜展览。根据该馆馆长黄永川先生关于《公立博物馆执行古物分级现状》一文介绍，该馆拟建议为“国宝”者 文物十三件，其中该熹平石经残石（编号 8361、8362 两件）名列其中。该石无论书迹、刻工均一时之胜，为个中翘楚， 允为考据东汉经学之圭臬，也是汉隶最重要的模板，故而被选拟为“国宝”之一。二、洛阳文物研究者对该残石状况存在着误区误区之一：洛阳文物美术研究专家宫大中先生《洛都美术史迹》（ 1991 出版）所载这块石经的情况： 1、“据洛阳东花坛老拓工王克信说，汉石经出土最大的一块 是《春秋》，为盗运方便，并谋取暴利，被人从中间竖剖， 锯成两半，流落到美国。他曾以拓本见示，碑残高 51 厘米， 宽 47 厘米。”； 2、“据 1986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举办的汉魏石经残石和拓本展览提供的资 料，《春秋公羊传僖公襄》残石，现藏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 1934 年出土的《春秋》残石，现藏台北历史博物馆。 1929 年出土的《周易》残石藏上海博物馆。 《太学赞碑》残石两 块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3、“王克信所说残石， 据《十 三经注疏》八《春秋公羊传注疏》的《监本春秋公羊注疏僖 公卷第十一》，可知碑阳为僖公十三年至三十三年残石，而 碑阴则为《监本春秋公羊注疏昭公卷二十二》的昭公三年至 二十一年残石。 ”误区之二：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界元老、专 家黄明兰、朱亮 2003 年编辑出版的《洛阳名碑集释》第 27 页在介绍熹平石经时也说，早期出土的熹平石经残块大多已 流散到各地，其中最大的一块约 50 厘米见方，内容为《春 秋》，已被锯为两半，流落到了美国。显然，宫大中老先生 并没有搞清楚这块石头的下落，实际上王克信所说残石正是 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残石，并没有像王克信所说的流落 美国，而是由民国时期的洛阳专员李杏村带到了台湾。 同样， 黄明兰、朱亮二位专家的论述可能也是参照了宫大中先生的 《洛都美术史迹》而没有作深入了解所致。三、有关著作对 该石的记载和研究情况 （一）郭玉堂先生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 ：又十九年冬复出《春秋》残石一，亦表里刻字，存字七百余，有人平折为二，以便携藏，未几归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