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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留守儿童数量 【篇一： 2017 中国留守儿童数量】 农民进城产生留守儿童,全世界如此。但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 结构,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复杂。农民工融入之难,造就其家 庭分割之剧,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无论是 3 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时外出的 6100 万,还是民政部等部门 最近公布的父母皆外出的 902 万,都是巨大的数字。如此众多的留 守儿童在家庭关爱缺失中生长,这是社会之痛。 如果说当年农村父母与孩子分离,是生计所迫,社会和个人都有其 正当性,那么在我们成为 “中等收入国家 ”以后,政府财政和家庭财 产都已迈过拐点,这个正当性正在削弱。儿童保护权已应超越经济 发展权。 今年 2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 意见》,首次提出要 “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 ”, “到 2020 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 ”。这份高规格的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 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可以预见的是,留守儿童问题正迎来拐点。此时,一方面路径渐显, 可以回望；另一方面面临攻坚,急需推力。今年 3 月起,本报派出 多路记者,历时半年,采写了这组全景报道。希望给这个世界级现 象留下一个记录,也希望它能有助于国家顶层设计得到有效落实。 蒋能杰是少有的自觉抗争者。为了不让更多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位独立制片人,自费拍摄留守儿童题材纪录 片,工作室就设在农村家里。 蒋能杰的纪录片已获过各种大奖,,《村小的孩子》获凤凰纪录片 大奖最佳长片奖。影片以几个留守儿童为线索追踪拍摄了 6 年,其 间蒋能杰把公益互动做到了极致,但截至拍摄结束,留守孩子们的 命运仍未有根本改变。 最新的摸底调查印证了蒋能杰的感觉。中国目前有 902 万父母皆外 出务工的 16 周岁以下留守儿童。全国妇联 2013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 测算,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人数达 6100 多万。 英国 bbc 电视台在访问村小孩子的父母后评论,农民为中国的现代 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包括牺牲孩子的童年。现代化就是一把双刃剑, 以往伤得更多是农村和农民。有观众在看完《村小的孩子》后,在 影评中写道： “应该反转了,救救孩子。 ” 其实受伤的不仅是这些孩子,还有整个社会。上世纪 90 年代成批出 现的留守儿童,迄今已有一代人,有过无父（母）陪伴经历的人约 占同龄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个人群中相当比例的人留有心理阴影, 是整个社会的隐疾,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 更让人担忧的是,留守二代也已出现,这可能形成代际传递。 “该调 整的时候不调整,该反哺的时候不反哺,这必将埋下更大后患 ”,记 者采访的多名专家这样警告。 蒋能杰记得,有一次做完关于留守儿童的放映活动后,他曾和一个 观众吵了起来。站起来发问的观众理直气壮地说： “我该纳的税纳了, 你这个片子应该放给官员看。 ”蒋能杰告诉他： “你们不是没关系的, 他们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孩子。 ”他说着有点激 动, “一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没有谁能置之度外。 ” 社会之痛 蒋能杰家的黄色小楼,矗立在村头。这栋 “名声在外 ”的小楼,一层 是小卖部,二层的一间则是汇集了各方捐赠的图书室。如今这里成 了村里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蒋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里少见的青壮年。村子比蒋能杰小时候更空 了,这个群山环绕的湘南村庄原本有 1700 多人,但其中 900 多人外 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现在,村里 10 个孩子中就有 8 个 是留守儿童。蒋能杰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员,他上小学 4 年级时,妈 妈南下打工, 10 年后,爸爸也去了广东,当了一名建筑工人。 1984 年,蒋能杰出生的前一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 落户问题的通知》,松开了农民进城务工的口子。第二年,全国外 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 2000 万,比改革开放初期高出 10 倍。 也是在 1984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 1978 年的 3 亿多吨,增长到了 4 亿多吨,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粮食过剩的供求波动。 这是实行 “大包干 ”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但也对农业人口产生挤出效 应。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当年出台进城松动政策的一个大背景。 上世纪 90 年代初,进城风吹到了蒋能杰所在的湘桂交界的小村。蒋 能杰的父亲记得, 1994 年前后,村子出去打工的人开始增多,到 1996 年,蒋能杰的母亲也南下到广州的一间玩具厂工作。 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从 1985 到 2006 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 比从 1.73 ∶ 1扩大到 3.27 ∶ 1。这个差距足以让农民骨肉分离也再所 不惜。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农民的实际税费有所加重。同时,农村福利体 系随着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