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人发愤著书说.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我国古代文人发愤著书说 摘 要：在我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发愤著书的传统。在任何文化区域中著书立说都是最具有文化色彩的社会活动，也是最富有创造色彩的精神活动。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古代文人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同时，发愤著书说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和其扎根的文学土壤直接相关，而且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关键词：古代文人；发愤著书；文学思想 作者简介：杨丰收（1973-），男，汉族，山东广饶人，现为东营职业学院高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12-0-02 在我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发愤著书的传统。按照文化学的理解，传统式围绕人类不同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式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创作性想象的沉淀。在任何文化区域中，著书立说都是最具有文化色彩的社会活动，也是最富有创造色彩的精神活动。但是不同文化对著书立说有不同的认识、理解、要求和赋予不同的内涵，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作者对自己的劳动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体验。纵观我国历史，由古到今，无数文人骚客将发愤著书视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著书行为，在与自己的亲朋好友的书信中，在自己的诗文的序跋中，在评论他人的文字中，每每以此相称、相许、相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不仅影响到古代知识分子的著书活动、命运遭际，而且影响到我国古代的文化里理论、艺术理论。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到我国文化作品的结构形态、精神面貌、社会价值。可是这种对我国文化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传统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好事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观点在古代我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的长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中常用的模板。古代文人评论诗歌，强调重视“穷苦之言”，古人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但是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悲剧比喜剧伟大；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辞”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能不理会这些问题，然而无妨认识到他们的存在。这篇文章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钱钟书先生提出的问题如导火索一样引发我们一系列问题，我们感到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诗文理论问题，而是我国文化理论的根本问题。因为他不仅涉及到文学，也涉及到到音乐、戏剧、绘画等其他文学门类，不仅涉及到文化生产问题，也涉及到文化接受与传播等环节。以此入手，不失为理解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视角，而对此问题的各侧面进行全方位的观照、思考、评判，无疑有助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民族轻装上阵，去应付那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未来。 “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流行和发展，不仅与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而且也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发愤著书”之所以在古代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写作传统，无异与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不无关系，诗文著作是人的意识对客观现实反映的结果。愤虽然是一种内心体验，但这种体验的刺激物确来自客观现实世界，不是凭空想象产生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反映又往往是各有各的不同，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文化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决定了人们各不相同的判断标准与反映。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由最低层的需要到最高层的需要分为五层。他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社交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人的活动正是为了满足人的这些需要而进行的。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高一层次的需要才被提出来，并要求得到满足。同时他又认为，人的需要尽管不断得到满足，但需求缺失的状况是永远存在。如果用这个理论去观照一下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体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愤”，正是他们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所造成的。就生理方面说：左丘明、孙子膑脚、孔子厄陈蔡、司马迁受宫刑杜甫叹屋漏……无疑疾病天残、贫困是造成生理缺陷的最根本原因。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贫寒，他们在那个以自给自足为经济模式的社会里，他们既缺乏养家糊口的资本，也缺乏耕种贩卖的能力，再加上医疗技术的落后，因而贫困、疾病、死亡一直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问题，这是愤产生的根源之一。就安全方面说，杜甫遭天宝之乱，文天祥深陷敌营，苏东坡流放海南，李白窜夜郎……我国封建社会战乱的频繁、杀戮的残酷，对边荒地区的恐怖感，是产生愤的另一个原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