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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可编辑） 值得下载 城镇化呼唤新的财税体制 任何一个体制的设计和改革是要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制度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这个时候推进改革是必然的。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财税体制改革要关注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形成了什么样的财税体制，城镇化的财税体制是什么样的财政体制，以及未来我们可能会采取的改革方向。 当前的财税体制 我国现在的财税体制是1994年1月1日形成的。1978年前中国是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财政主导一切。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利润留成，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1984年开始推进利改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但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导致整个中央财政收入下降，无论是整体财政收入，还是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下降到非常低，于是1994年的税收体制改革提出两个目标：一是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二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提高财政收入，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同时对中央地方的财力进行了划分，这就是“分税制”。分税制形成了两个体系，一个国税一个地税。营业税是地方税种，增值税由中央收取，地方按比例分成。应该说这个财税体制对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如果用当年改革的目标即两个比重来衡量，今天已经远远完成任务，财政收入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中央财力已经占大头，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70%，地方占30%左右。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支出占比为30%左右，地方政府支出占比70%，于是中央对地方有了转移支付。 分税制在过去有经济支撑作用，但也带来了明显的问题，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没有分清，地方政府在一般预算收入不足的条件下为了完成它的支出责任不得不增加收入，也就导致了今天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补充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现在我们的预算体制包括一般性财政预算即税收预算，基金预算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和税外收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预算，以及社会保障预算四部分。这种体制走下去会有几个问题：第一，因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非常快甚至超过GDP，导致宏观税负比较重，企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压力比较大；第二，这种税制下中央占财政收入的大头，地方不得不形成多种收入来源；第三，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没有划分清楚，因此支出责任也没有划分清楚。这三点，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起点。 城镇化的财税体制 城镇化很可能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场不能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政府要弥补，要先从财政上有所安排。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现在进入新的时期，从理论上描述，从过去的投资和出口推动型更多的转变为依靠内需和消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城镇化是通过不断的扩大就业和创业机会，使更多的居民进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使其收入持续增长，从而实现扩大内需。所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为城镇化创造条件的。这要求财政体制从过去主要鼓励投资的生产型，转向鼓励消费以及满足社会平等的诉求。相应的，财政支出方向和支出结构应该发生变化。“十二五”规划以及十八大都提出民生支出要成为最大支出。同时，财政收入体制也在发生变化，从2012年开始为了支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为了支持服务业发展，推出了“营改增”试点，局部试点地区使税负减了400多亿，全面推出后，税负会下降数千亿。上海的服务业比重很高，“营改增”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是宏观政策没有很大的变化但就业增长了，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在增长，这样的改革带来更多的创业和就业。 改革方向 但是，“营改增”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地方财政收入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是继续沿着传统体制扩大土地财政，还是设立一个新的税收制度。现在人们越来越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税收制度。回顾分税制改革，新一轮改革应当从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入手，重新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关系，在此基础上解决地方财力问题。从收入看，一般性预算收入大头是在中央，所以一些支出责任应该上划，比如说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全体国民的事情，不能不同区域享受不同待遇。从而减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相应也减低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压力。在支出责任清楚的基础上，财力也应该相匹配，在地方财力下降的情况下，考虑除了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很重要的是地方税种的设立。我们考察世界各国的税种设立，无外乎是三种税种，一个是财产税，第二是消费税，第三是流转税，但只能是中央政府收取。 在支出方面，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最重要是政府更多的关注民生社会的发展，而更少干预经济。未来，财政支出中的民生支出要增加，国有资本支出要减少。最重要的是统筹四套预算。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未来最大的一个支出压力就是养老保障支出，比如，把国有资产的股权划进养老支出，将是合理有效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