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著术动机探因.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著术动机探因 [摘要]代表清代文字学成就的《说文解字》研究在清代学术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最值得称道的一部。段玉裁将《说文解字》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主要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学术斗争的需要，一是为了实现其师戴震的宏愿。 [关键词] 段玉栽《说文解字》著述　动机 文字学研究是清代汉学的最主要成就。有清一代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有一百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说文》四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和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而在这四大家中，出现最早，成就最高的当属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早年师事戴震，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其一生著述甚多，共计三十多种，其中《说文解字注》是其代表作。《说文解字注》的注疏工作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最终写成，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关于其作《说文解字注》的动机，根据其自述，是由于“向来治《说文解字》者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觉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这部倾注作者三十余年心血而成的著作背后，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动机。了解这些创作的动机，有利于我们真正了解这部著作的价值。 一、《说文解字注》创作的客观原因是当时学术斗争的需要 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的客观动机是当时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清代汉宋学术斗争的需要。清代学术，一开始就具有迥异的特点。这是由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是一个有别与中国主流民族汉族的少数民族，这对于长期接受儒家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事实。因此，在满清入关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采取了武装反抗的措施，当武装反抗失败以后，他们又普遍的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潜心于学术，将学术作为寄托自己抱负的载体。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明朝后期流于空谈的学风，主张走一种务实的学术道路，并对这种浮糜的学风进行了批判。因此清代的学术一开始就潜伏着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学术对立，势必要引起对立双方的斗争。 所谓的传统学术，是受到统治者提倡的已经控制中国思想界几百年的“宋明理学”，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宋学。所谓反传统的学术是指习惯上称之为“汉学”的考据之学。当然汉学、宋学之分野，并不是一开始就经纬分明，而是一路演化，到乾嘉时期才最终形成的。正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所说：“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其后的江藩又连续写出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二书，将清代学术斩划为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争讼焦点，主要集中在经书解读方法问题上。正如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所言：“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所以清代学人所谓的汉学宗旨主要是“尊崇汉儒，不废古训”的声音训诂之学。而在汉学学者眼中，作为其对立面而进行批评的宋学是一种空谈性命义理的歪理邪说。“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也。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由于清代汉学学者认为宋学由于乱经非圣而非正学，考镜不足而“空疏不学”。这就说明清代汉学家认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经学，他们对经学的解读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意。他们只所以这么自信，就在于他们解经的方法上异于“宋学”。可见清代考据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清代《说文解字》研究的兴盛，正是这一学术斗争的需要。梁启超先生说“《说文》这部书，清以前的人，并不十分作兴他……康熙一朝经学家渐多，但对于《说文》也并没有人十分理会。乾隆中叶，惠定宇著《读说文记》十五卷。实清儒《说文》专书之首。而江慎修戴东原往复讨论六书甚详尽。东原对于这部书。从个六七岁便用功起，虽没有著作，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自是《说文》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由此可见，《说文解字》研究的兴起和繁荣是与乾嘉汉学的形成相表里的，是乾嘉学派反对宋学的有力武器，它的出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绝非偶然。 那么，清代汉学学者为什么要以文字音韵作为自己的斗争工具呢?这是因为汉学学者既然认为宋儒的义理之学是歪曲了经术，曲解了圣人之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