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与对外汉字教学.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六书”与对外汉字教学 内容摘要：“六书”一直被认为是汉字形体构造的依据和准则，被看作是造字法或用字法，同时“六书”还在学术史上引起汉字的专题研究，并有学者提出“六书”的价值在于教学领域而非理论方面，认为“六书”可借鉴到对外汉字教学中。事实上，“六书”对于对外汉字教学没有实际意义，不论是从“六书”本身的局限性，还是从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看。 关键词：六书 汉字 对外汉字教学 特点 一 六书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虽有“六书”一词，却并没有相关的解释。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礼》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第一次列出“六书”的细目，仍然没有详细的解释。接着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对“六书”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曲，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后来的文字学著作中“六书”的顺序是遵从班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对于“六书”的性质及作用分析，历来是众说纷纭，各执其词。首先，把“六书”看成是六种造字法，这应该是源自班固“造字之本”的说法。也就是说这六种方法都是用来造字，就一定要涉及到每一种方法是怎么造字的，每种造字的方法是不是有联系，这六种方法能不能涵盖所有的汉字。但是，对于“转注”和“假借”如何造字却一直是没有定论的。其次， 把“六书”看作是汉字结构的六种类型，这则跟许慎的《说文解字》相关。因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中提出并解释了“六书”，由此许多学者就认为“六书”是分析和归纳汉字结构的理论。最后，是清戴震、王筠提出的“四体二用”说，这是被公认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则将“六书”分为两个层面，即前四书是“体”，文字形体构造的法则，后二书是“用”，用字的法则。 另外，有学者认为“六书与五礼六乐等并列，是作为一种认字的途径，识字教育的方法来教习的。”[2]即认为“六书”是认字的方法。王力先生也曾指出，六书在文字教学上能起良好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六书”是用来识字、教学的。李运富先生同样认为“‘六书’原是教学用语，是古代小学教儿童掌握常用汉字的六项知识内容的统称”[3]，所以“六书”是属于古代小学教育的教学科目。 前面主要是从理论角度来看“六书”的价值与作用，后面则是突出“六书”在教学领域的价值，但若是针对教学领域的的价值，将“六书”运用于对外汉字教学中，则没有实际意义，原因之一是因为“六书”本身的局限性： 首先，从历时角度看，汉字形体已有所变化。“六书”最早用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主要是依据篆文建立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现代的汉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经历了字形的隶变、楷化，字式的整理，简化之后的汉字，用“六书”来分析，已经不太符合汉字的实际了，尤其是大量的简化字，如“它”、“方”、“为”等;反过来，若是试图用“六书”来分析小篆以前的甲骨文和金文，仍然是不科学的。 一些学者鉴于无法运用“六书”对一些汉字的形体结构作出合理的解释，就对“六书”进行批判，提出新的理论。比如唐兰提出的“三书说”，即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他认为：“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个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4]陈梦家也提出了“三书说”[5]：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同样主张“三书说”[6]，认为“三书”应为表意、假借、形声。很显然，这些分析方法认识到了“六书”的不足，但对于解释汉字的形体构造，仍有其两面性。 其次是“六书”中的每一书界限并不分明。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对每一书的解释仅仅用了八个字，而且例字也只有两个，因此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就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间会有界限不清的情况，致使一些字的归类各不相同，像“局”字，许慎本人在《说文解字》中，就认为是象形、会意两书并存，并有不少学者为此大做文章，更甚的是“交”“眉”“石”这三个字，有人归为象形，有人归为指事，也有人归为会意。可见，“六书”中的各书确是界限不明。 最后，“六书”中假借与转注被认为是用字法，与前四书不在同一层面。明代的杨慎首倡“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