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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情境中的“胡焕庸线” 张轲风 一九三五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根据收集和估算的全国各县人口数据，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人口“西疏东密”的不均衡状况。为直观呈现这一研究成果，胡焕庸提出一条瑷珲（今黑河）一騰冲人口分界线： 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胡文不久即引起国际地理学界的关注，被美国《地理学评论》（Geographical Renew）杂志全文翻译介绍，英、德等地理刊物亦相继转载。因其在描述中国人口分布上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诸多研究揭示，“胡线”是描述中国人口“东密西疏”分布格局的基本分界线，也是一条反映我国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条件差异、民族分布、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参考线，且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固性和稳定性。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毋庸多言。我在此并不关注“胡线”因“地理本性”而造就的顽固性问题，也不希图回答胡焕庸线“能否破”“怎么破”的世纪难题，我关注的是，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出发，胡焕庸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提出“胡线”的？此线之提出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传袭？ “争讼久矣”的中国人口问题 近代中国人口论的勃兴，是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引入中国为前提的，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中国衰落的病症在于人口过剩导致的社会危机和各类灾害，因此提出通过移民实边、节制人口增长、改良人种等举措，以摆脱中国人口过剩的沉重包袱。然而，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中国人口问题讨论出现了一次转向。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讲话表示：“从前有一位美国公使叫做乐克里耳（柔克义，w.w.Rockhill），到中国各处调查，说中国的人口最多不过三万万。我们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时候已经有了四万万，若照美国公使的调查，则已减少四分之一。”受此刺激，孙中山表示：“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英美等列强）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受国父遗教的影响，当时知识界为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话语所激发，泛起一股中国人口不增就要亡国灭种的论调，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平均人口密度并不高，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出于兴国保种之需要，中国应该增加人口而非节制。 随着讨论的深入，学界逐渐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并不单纯取决于人口总数和平均人口密度，只有从人口分布层面上谈人口是否过剩才有意义。于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揭示中国人口分布不均并探讨人口均衡之道成为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在胡焕庸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之前，陈长蘅、谌亚达、许仕廉、杨效春、牟永锡、华企云、翁文灏、张印堂、涂长望，以及葛德石（G.B.Gressey）、洛克斯佩（P.M.Roxby）等中外学者均曾撰文详细探讨过中国人口分布状况，洛克斯佩、许仕廉等人甚至绘制了中国人口分布图。陈长蘅《中国人口论》指出：“本部十八省人口最密，平均每英方里有二百六十八人;东三省次之，平均六十一人;新疆又次之，平均五人;蒙藏又次之，平均二点七人。二十一行省之平均密度为二百二十九人，二十二行省之平均密度为一百七十八人。全国平均密度为一百零三人。”进而认为：我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皆居于十八省”，“非积极移民无以厚内地人民之生计，亦无以保满蒙回藏广大之领土”。署名子明的《中国人口问题与移民实边》（《银行周报》一九二八年第三十九期）一文也指出：“吾国人口，其症结并不在于过多，而在于分配之不均。试披阅吾国地图，本部十八省不过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而人口占全国七分之六。此外如满、蒙、新疆、西藏等边陲，类皆地旷人稀，面积占国权三分之二，人口仅七分之一。”而移民实边“实为吾国今日最要之政策”。 尽管当时研究依据的人口数据差异极大，精度和尺度也各有不同，但其结论是高度一致的，即中国“本部”地狭人稠，“人无地耕”;边疆则土旷人稀，“地无人耕”。既如此，移民殖边可缓解内地人口过剩之压力，可开发边疆空旷之荒地，可巩固边防以灭列强觊觎之心，可谓一举而三善备。移民殖边成为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正如刘宝瑁《中国之人口问题》（《冯庸大学月刊》，一九三一年第一期）一文热情洋溢地呼吁： 内地有过剩的人口么？请到边疆去！有粮食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