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篇论文看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docxVIP

从两篇论文看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 一 长期在大陆以外接受教育，且主要在中国以外从事大学教学与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叶维廉，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了一篇论文《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1）先在境外发表，后陆续在台湾和大陆的书刊上与读者见面。 杨义是在大陆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现代小说和鲁迅研究是他的长项，后来他又将一枝多理多情的笔伸向了古典文学领域，尤其是古典小说世界。今年初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论文，题目是《文学：生命的转喻》。（2） 将这两篇论文放在一起来谈，笔者的理由是：第一，两个教育和生存背景几乎完全不同的人，在近三十年这个时间的两头，在不同的文学情境中，借助不同媒介发表的两篇文章，指向了同一个话语范围——中国文学。差别只是：叶维廉作为诗人和比较文学学者，他的笔锋主要指向中国文学中的现代部分，而杨义以现代文学专家的身份，将笔锋主要指向整个中国文学。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批评家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研究有着同样的焦虑感和问题意识，并对如何认识与操作提出了自己的观念与方法——一种与文化学相关的文学批评。他们立足之“地”有古今的时空之别，但灵指一挥，所触处电火交鸣，远景幽亮。 二 叶维廉的论文长达一万六千字。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诗人气质的他颇有些忧郁甚至恐惧： 根深在我们意识中有一种危险，即一套成见的定型。而这套具有排他性的成见多多少少可以说是由过去一些权威所“钦定”；他们从彼时彼地出发，将某些经验的模子从全体现象的生成过程中离析出来，然后宣称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放诸四海而皆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忽略了历史的整体性而产生偏见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3） 那么，何为“全体现象的生成过程”和“历史整体性”？叶维廉既没有精确的定义，也没有完整的描述。笔者以为，他说的“全体现象”与“整体性”，其实就是涵盖着文学现象的广义的“文化”，前者指活的文化史，后者指史性的所有文化现象。那时，大陆的文化讨论热还没有形成，而西方所谓的“文化研究”也没有对他造成影响，叶氏的文化学视野及文学文化学批评还是模糊不清的。但他的文化学批评意识已经有了，论文第四节的开头他说： 仅仅将两部作品从各自相关的历史瞬间抽离出来作一番比较对比，是不能够完全把握一种文化现象的全部生成过程的。现阶段中国许多意识形态与美学观点的衍变，必须放入全部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的网膜中去认识才行。（4） “一种文化现象”，语境中应是指文学现象。至于“全部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的”，当然都是广义文化的。叶氏语境中的“文化”，若指狭义文化，才不会与“经济、历史、社会”发生矛盾。“必须”一词的决绝力量，是在说明叶氏从无所不在的文化认识文学、评论文学的意识与信心。但因为他的模糊，上述至为关键的话，他没有放在关键的位置，倒是将“历史整体性”及其“细节”搁在文眼地方，并引用弗德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话，加以暗示和强调。在叶维廉看来，文学细节和事物整体都互为重要，在第二节列举了五四新文学运动诸多“细节”后，说道：“任何单一的现象，决不可以从复杂的全部过程中抽离出来作孤立的讨论……我们在研究单一的现象时，必须将它放入其所生成的并与别的因素密切互峙互玩的历史全景中去透视”（5），“全部”或“全景”，就是指某一历史时空中，与文学现象相关联的整体或系统的大文化现象。 有了这种文化学整体意识，应该可以克服或正确识别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忽视、删略甚至歪曲，也能“了悟到每一个观点都是暂行的这一认识，就可以帮忙防范以偏概全，把讨论的某些孤立现象说成整体的虚妄”（6）。于是，叶维廉对新批评旗手艾略特的“极端挑选性”、对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的“含糊中执著”、对丁易和王瑶等现代文学史的所谓“恪守”、对刚刚开始在大陆学界走红的夏志清之“大陆类同狭窄观点”（叶维廉说“他从所谓具有普遍性的一套美学假定出发：凡合乎西方伟大作品的准据亦合乎中国的作品”，全书作了不少“轻率的暗比”（7））等等忽略偏虚，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清算！这在那个时代，对刚刚跃出牢笼向外突的人们，由外而内放出清醒的异声：里外都有陷阱！是要有相当的学术良心和理论勇气的。这份良心和勇气，应该来自他的大文化视野。 杨义的《文学：生命的转喻》，其文学文化学批评意识，就到了自觉、清醒和坚定的时代了。我以为这可能是近数十年中华文学文化学研究，带有代表性和转折性意义的一篇论文，它有两个层面的思想值得注意。 一个层面：作者从创作的角度，对三千年中国文学的衍变与发展作了一个总结：“总之，对内的两个或多个源头，对外的开放性，以及科技物质媒介的多重推动，这就形成了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