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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期中国赴欧美留学生的国外图书馆活动 [摘要]20世纪上半期中国赴欧美留学生以“科学救国”为主要活动，刻苦求学、发愤图强，图书馆成为其留学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勤奋学习使他们成长为近现代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图书馆活动还深化了他们对西方现代图书馆文明的认识，这成为不少欧美留学生信仰和热爱图书馆事业的思想根源，他们是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中国留学生；欧美；国外图书馆；20世纪上半期 [中图分类号]G259.21[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XX）02-0017-04 1850年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后，“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1]，这种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生活使他顺利完成学业。此后，西潮荡击下的近代中国，负笈欧美的留学生不绝于途，他们留下了丰富的国外图书馆活动资料。作为中国第一代专业人士的中坚力量，以及中国新知识阶层的代表，他们从来都不缺乏研究者们的关注，但缺乏对其国外图书馆活动的详细考察和他们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的专门论述。本文集中考察他们留学期间的国外图书馆活动，阐述留学前辈、学术大家们与图书馆文化载体之间的关系，并客观评价其对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积极贡献。此外，作者特别声明，由于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家大多留学欧美，他们为数不少、活动繁多，鉴于文章篇幅和研究所限，本文暂不涉及，留待以后探讨。 120世纪上半期中国赴欧美留学生的国外图书馆活动 “在国时从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国始觉也……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2]近代中国弱国孑民的屈辱折磨着学子的心。当时“充目所见的都是饥饿、流血和豪富的挥霍奢华”[3]的祖国令游子们魂牵梦萦、发愤图强。“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4]“我想，我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5]81 乔冠华在德国南部杜宾根大学攻读哲学，图书馆里有关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各种版本应有尽有，在那里他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也阅读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等人的哲学原著[6]284。侯外庐留法近三年的生涯中，在图书馆里读书和翻译《资本论》，几乎就是他全部的旅法生活[6]241。林语堂留学哈佛大学时，除上课外，他都泡在图书馆里，在他看来，“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6]170。侯德榜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图书馆是他最钟爱的地方，在学院四年他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图书馆度过[7]。留学哈佛的周一良回忆：“我的学生生活极为单调，读书之外还是读书。工作地点两处：一是博义思同楼中哈燕社的汉和图书馆，那里中日文藏书之富可以媲美国会图书馆。一是魏德纳图书馆亦即哈佛的总图书馆，研究生可占一张用格子隔开的小桌，自由取阅库中书籍，还可留置桌上长期使用，方便异常。”[8] 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十分拮据，但他坚持每天早晨购买少量廉价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研读西欧各种语言文字，及各国社会、政治和历史书籍[6]126。傅斯年在欧洲留学七年，那时候不少中国学子同时在柏林留学，同学之间几乎形成一个共识：如要找到“傅胖子”，唯有到图书馆才能见到他。当时，同学们说到读书的用功程度，大家不约而同地推崇陈寅恪、傅斯年[6]217。钱钟书夫妇在英法共度三年留学时光，杨绛回忆：“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9]175钱钟书还给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译了个一语双关的名字：饱蠹楼[10]166。 留学生们在图书馆里的学习成果很是丰硕。季羡林回忆：“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11]顾维钧的博士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是当时较新的研究领域，好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外交材料提供研究条件：“我在洛氏纪念图书馆的地下室花费了大约两年时间，翻阅各种资料，并标明需要抄录的段落。”[12]中国罗马法泰斗周枏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时，开始学习政治学，之后学习法学：“课后又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不太清楚的问题加以深究、充实